《闲谈》是威廉·莫里斯晚年为《探索》杂志撰写的散文,描绘了其乡间住所凯尔姆斯哥特庄园,展现了莫里斯对中古气息和历史传承的热爱。庄园成为莫里斯生活艺术化的具象体现,与王尔德的美学理念形成对比。文章通过分析莫里斯的晚年作品和生活实践,结合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探讨了莫里斯的美学思想。
莫里斯的美学思想主要围绕装饰艺术展开,他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装饰艺术与高雅艺术的对立,认为艺术应渗透日常生活,反对资本主义对艺术的破坏。他追求的艺术是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一种品质,以艺术精神处理日常生活,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难以实现。莫里斯成为社会主义者,旨在阻止资本主义对艺术的破坏,重建艺术生长的根基。
与莫里斯形成对比的是王尔德,他代表的精英唯美主义被看作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先驱。王尔德的美学体现为对“视觉化逻辑”的追求,这种逻辑强调视觉感官的冲击,忽视其他感官,与资本主义逻辑相契合。而莫里斯的审美实践则更为复杂,他既遵循视觉化逻辑,又强调物体的质地、有用性、坚固性和制作工艺等非视觉维度。莫里斯认为艺术是“出色完成的工作”,是消除异化生产模式下的劳作,他的美学与王尔德的精英唯美主义在对时间的态度上也有所不同。
莫里斯的艺术讨论总是充满对历史的激情和对美好社会关系的憧憬,他的空间生产总是镌刻着时间的维度和历史的纵深。《闲谈泰晤士河上游的老房子》及其对象凯尔姆斯哥特庄园体现了莫里斯的生活艺术化观念和社会理想。
在《闲谈泰晤士河上游的老房子》中,莫里斯对凯尔姆斯哥特庄园的描述体现了他对抽象空间的反抗。他通过客观克制的叙述,强调了庄园的历史纬度,而非视觉冲击。莫里斯详细描绘了庄园及其周边建筑的历史,如圣乔治教堂的中殿、耳堂和高坛,以及泰晤士河上的古桥和古战场,展现了他对时间纬度的重视。他通过房屋的空间特点,如形制、楼梯间样式和阁楼窗棂上的刻字,揭示了其历史传承。莫里斯的审美观念与佩特和王尔德的瞬间感官陶醉截然不同,他将物品视为立体多面的空间存在,具有过去、现在和未来。
莫里斯的这种审美观念不仅体现在思想层面,更是一种实践努力。他参与创建了古建筑保护协会,反对以吉尔伯特·司各特爵士为代表的古建筑修复派,他们试图将现存古建筑修复成某个历史时期的面貌,抹去历史痕迹。莫里斯认为,19世纪是一个人类不断自觉的时代,人们在对自身历史了解越来越多的同时,也在不断毁坏自己的历史。他通过在主流报纸上发表公开信、请愿书等方式,试图阻止或延缓对现存古建筑的破坏。
莫里斯在《闲谈》中强调,凯尔姆斯哥特村的圣乔治教堂也是协会的保护对象,它幸运地逃脱了被修复派刮去灰泥、再用灰泥重新勾缝的命运。他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与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状况密不可分。莫里斯在1878年的年度总结报告中指出,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均质化趋向,资本为逐利要扫平一切障碍,抹平所有时间带来的空间差异,让每一块空间成为赚钱的机器。他认为,建筑作为空间存在是社会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体现,而他对资本主义的反抗正是以作为空间存在的物的生产为起点的。
在《闲谈》中,莫里斯领着读者进入客厅时,特地强调房子真的不大。他在描述房屋内的每个空间时,最喜欢用的形容词就是“小”。房子里的空间确实很局促,房间里的装饰也是尽量少添新物,保留了很多原来房子里留下的旧物。这些描绘了力士参孙的挂毯在莫里斯看来并非好的艺术作品,但它们却比本来应有的样子显得更好看。显然,莫里斯在意的不是增添新的空间,而是更在意空间中时间的沉淀。
莫里斯在《闲谈泰晤士河上游的老房子》中提倡简朴生活,反对资本主义空间逻辑。他通过朋友维尔弗里德·布朗特的记录,展示了凯尔姆斯哥特庄园的原始生活,强调简朴是艺术和生活的最高境界。莫里斯认为,简朴生活是社会主义理想的一部分,真正的财富是自然赋予的,满足人们合理需求的东西。他试图弥合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强调房屋应像自然一样生长,反映社会生产与资本主义逻辑相反。莫里斯在《闲谈》中展现了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融合,倡导空间生产整合创造与制造,生产出既是产品也是作品的空间。凯尔姆斯哥特庄园与惠斯勒的孔雀厅形成对比,前者是自然作品,后者是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产物。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中将庄园描绘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部分。他向往去中心化的社区生活,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理想中的社会雏形,与列斐伏尔批判资本主义都市中心化的观点相呼应。《闲谈》中的村落和自然景观构成无中心、异质但相互关联的整体,反抗资本主义同质化都市空间。
莫里斯在《闲谈》中通过凯尔姆斯哥特庄园的描述,展示了其审美趣味,旨在弥合资本主义带来的裂痕,包括时间与空间、社会与自然、城市与乡村。庄园体现了莫里斯个人到社会、审美到政治的理想,是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下的真实空间,同时象征着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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