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欧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传入澳大利亚，罗兰·巴特的英译论文在澳首次发表。1981年，悉尼举办“符号学在澳大利亚”学术会议，反思和批判传统文学和历史学研究。《竞技场》和《介入》等期刊开始关注国外新理论，本土消费出版社成立。到80年代上半叶，理论时代在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界到来。罗伯特·迪克森指出，理论的到来冲击了80年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公共场域，搅乱了原有的秩序。梅根·莫里斯和安妮·弗里德曼指出，外来理论在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界造成了分裂，一些人欢迎，一些人反对。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在理论冲击下分裂成新旧两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在理论冲击下经历了焦虑和不确定，面临话语选择、批评家与读者及批评空间关系的挑战。本文通过分析约翰·多克、霍华德·费尔普林和格雷姆·特纳等批评家的作品，梳理他们在欧美理论面前的立场和态度，以及背后的价值取向，考察欧美理论在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中本土化的过程。

一、 结构之防

在20世纪60至70年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领域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传统民族主义和利维斯主义的新批评方法相互对立。约翰·多克在《批评情境》一书中详细记录了这场论争，并表达了对新批评的不满。他认为新批评作为一种形式主义批评方法，在冷战期间成为主导范式，对澳大利亚文学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70年代后，新批评受到左翼批评思潮的挑战，但随着结构主义和解构理论的传入，80年代初澳大利亚批评界又出现了形式主义倾向，多克对此表示忧虑。

多克在书中分析了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和《S/Z》，指出巴特的观点在某些方面与新批评相似，如反对文学模仿论和意图谬误，强调文本由多个相关文本构成，意义不在于作者。巴特的批评方法拒绝接受权威，关注符号的实践。多克还研究了巴特在《S/Z》中对巴尔扎克小说《萨拉辛》的解读，巴特提出了“可写性”文本的概念，认为批评家应深入叙事，发现象征层面上的文本结构。巴特将小说分解成阅读单位，认为这些单位是作品的意义单位，也是符号对立结构的基础，共同形成歧义丛生的文本场。

多克认为，巴特对文本歧义的关注与新批评高度一致，因为巴特也视文学为一种语言结构，他的编码解读法与俄国形式主义相近。多克对欧美新理论的到来表示坚决抵制，他在书中提出的问题包括：结构主义和解构理论是否会让澳大利亚文学再次被新型形式主义控制，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是否会被结构主义符号学吸引。多克主张澳大利亚文学应超越文本/语境二分，走一条结合文化研究的道路，因为文学文本既需要放入具体语境中研究，也需要独立考察。真正的文化分析应将文本形式和文化背景结合起来。

二、 解构之解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批评家霍华德·费尔普林开始深入研究并传播欧美理论，尤其是解构主义。费尔普林曾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后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和麦考里大学工作。他的著作涵盖了莎士比亚研究和文学理论，其中《超越解构》一书详细探讨了欧美新理论。在书中，费尔普林回顾了新批评、马克思主义文论、结构主义和解构理论，并在导言和第六章中表达了对结构/后结构主义及符号学的看法。他认为结构主义的核心是文学研究的科学化，但指出其在追求科学化过程中的问题，如巴特对文本语法的过度强调。费尔普林还批评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结构主义倾向，认为其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存在问题。他对解构主义持肯定态度，反驳了对其的误解，并以耶鲁学派的解构批评为例，展示了其对文本的深入解读。费尔普林主张在澳大利亚形成一种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这种批评既不盲目追求文本意义，也不预设意义，而是在多元理论的影响下，根据文本实践进行批评。他认为这种批评方式更符合文学研究的特点，有助于推动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发展。

三、 符号之用

在论文章节“符号之用”中，作者探讨了澳大利亚批评家格雷姆·特纳如何将欧美理论应用于澳大利亚小说和电影叙事的研究。特纳的专著《民族虚构》通过分析澳大利亚的文学和电影作品，揭示了这些叙事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形式和意义。特纳认为，文化与叙事之间存在共谋关系，叙事文本的选择反映了文化的价值、信仰和意识形态。他特别关注了澳大利亚叙事中对生存环境和个人主体的表现，以及对民族主义的表征。特纳指出，澳大利亚文学和电影中的人物常常面临自然环境的挑战，表现出一种悲观情绪，这种情绪反映了澳大利亚社会对自我与社会权利关系的一种政治选择。此外，特纳还分析了澳大利亚文学中对个性和差异的怀疑，以及个人主义如何被“伙伴情谊”所淹没。通过这些分析，特纳展示了如何将欧美的符号学理论应用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从而更新了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视角。

四、 结语

20世纪80年代，欧美理论如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在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中引起冲击，批评家们对此反应不一。澳大利亚批评界经历了从抵制到消化、融合欧美理论的过程，最终实现了本土化。理论的融合促进了对传统作家如亨利·劳森的重新审视，带来了新的文学发现。同时，本土批评范式如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受到结构、解构和符号学的影响，如凯·谢菲的《妇女与丛林》一书。爱德华·萨义德指出，理论在不同文化间的传播可能遭遇抵制或变异，而澳大利亚的早期接受表明，外来理论可推动本土批评创新。80年代中叶后，解构理论和符号学在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中广泛应用，尤其在女性文学、土著文学、移民文学和后殖民文学研究中。比尔·阿施克罗夫特等人的《逆写帝国》将澳大利亚文学置于世界文学语境中，为后殖民文学批评作出贡献。90年代，更多受理论影响的批评家参与国际文论创新，如后殖民生态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和多元文化主义批评。欧美理论的早期影响为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界创建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提供了启示，并为其在全球文学理论建设中平等参与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