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各特在《古董家》中通过古物收藏行为的叙事方式,挑战了宏大叙事的统一性,以碎片化和地方化的古物叙事来丰富对共同体的想象。李永孙在《分裂的遗产》中探讨了司各特的古物小说与英国民族性之间的关系,指出古物主义与爱国历史主义在英国民族性建构中形成了张力。古物主义实践通过收集地方化的古代遗物遗迹,与主流的历史主义话语形成对比。尽管古物主义受到市场供需关系的影响,但其对民族性和共同体的意义仍值得深入探讨。
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推动了对民族和国家观念的重新界定,现代考古学和古物主义成为两种重要的历史研究模式。然而,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导致古物主义被边缘化,其价值和意义被忽视。19世纪的批评家们质疑古物主义作为历史研究的合法性,认为它缺乏全局观和实用性。尽管如此,古代遗物和遗迹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证据,如洞穴绘画、雕塑、壁画等,它们为传说和叙事提供了佐证。
司各特的《古董家》反映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苏格兰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包括苏格兰议会并入英格兰议会、苏格兰的分裂状态、工业革命和现代化引起的社会重组。小说中的古董家奥尔德巴克和伊迪·奥奇尔特里是连接共同体成员、建构地方共同体的维系者,他们通过古物研究帮助建构起地方、民族或国家的认同感。
古物主义的价值在于其“琐碎”、无功利目的性,以及相对于宏大历史叙事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司各特在《古董家》中颠覆了古物主义琐碎无用的观念,重塑了古物收藏家的形象,探寻了其“琐碎”收藏背后对于连接过去与现在、建构共同体的探求。古物主义者通过收集古代手稿、破译碑文、考察挖掘等方式,致力于让古物“自己说话”,为历史创造另外一种可能性。
然而,学术界对古物主义者在历史方法论、国家或民族历史建构以及独立于考古学之外的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关注较少。人们倾向于关注最杰出的学者,而忽略了其他古物主义者的贡献。这种现代视角扭曲了古物主义和考古学家所处的真实知识图景,掩盖了古物主义者为更大的历史潮流做出的诸多回应的事实。古物主义传统中存在着强烈的抵抗外力影响的倾向,它总是试图让琐碎的、残缺的、模糊的古代遗物和遗迹独立言说,而不试图怀着某种宏大的、系统性的和结构性的目的去选择、筛选。
深入探讨了“遗迹”在司各特《古董家》中的象征意义,它不仅指代历史遗迹,也象征那些承载着过去记忆的特殊人群。老埃尔斯佩思作为“遗迹”式人物,通过她的经历和记忆,连接了过去与现在,促进了历史的重构。她曾参与女伯爵的罪恶行径,导致内维尔小姐的悲剧和杰拉尔丁大少爷的毁灭。她的存在象征着过去罪恶的残骸,她的生活状态反映了时间对罪恶的风化作用。老埃尔斯佩思的讲述是碎片化的,呼应了“遗迹”作为历史碎片的本质,她的讲述方式也体现了对过去的重新解读和重塑。她的故事最终在得到宽恕后得到了和解,象征着过去与现在的和解,以及新共同体的建构。
探讨了民谣作为非物质古代遗产在群体精神建构中的模糊性,以及其在历史和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司各特在苏格兰民谣的保存和传播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不仅收集和编辑民谣,还在其历史小说中重现民谣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为民谣赋予新生命。司各特的童年经历和当时的中世纪复兴潮流对他的民谣兴趣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广泛收集民谣,出版了《苏格兰边地歌谣集》,并与当时的文化人士交流,丰富了他的创作素材。在《古董家》中,司各特通过民谣讲述“小历史”,补充了官方历史的空缺,展现了个体性和琐碎性。民谣作为口头传统,通过重复和仪式性表演传递记忆,形成艺术样式,对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司各特的作品将民谣与历史小说结合,展现了多层次的苏格兰历史,民谣在共同体建构中起到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作用。
司各特的古物主义书写抵制了爱国历史主义的宏大叙事,旨在构建一种有情感、地方性和小人物的爱国主义。《古董家》通过琐碎的古物收藏书写,积极建构了一种新的共同体想象,肯定了底层、地方和他者的话语,为19世纪英国民族性建构提供了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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