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箭》通过其实验性再现手法获得评论界好评，解决了将大屠杀历史呈现给现代读者的挑战。然而，小说作者身份和大屠杀主题也引发了伦理争议，特别是以色列犹太作家卢维什的批评，他指责非幸存者大屠杀小说将大屠杀主题商业化和主流化，边缘化了犹太作家的声音。卢维什的批评指向了更广泛的“盎格鲁—美利坚”大屠杀小说，这类作品通常由非犹太作家创作，面向非犹太读者，以大屠杀为题材。尽管卢维什对《时间箭》的作者身份和主题持敏感态度，但他未能充分认识到艾米斯在小说中为克服再现伦理危机所做的努力。

一种禁忌：“盎格鲁—美利坚”大屠杀小说的再现伦理危机

“盎格鲁—美利坚”大屠杀小说自二战后涌现，如赫西的《墙》等作品，受到英语读者的广泛关注。然而，意第绪语学者批评这些作品忽视了大屠杀对犹太人的特殊意义，认为非受害者作家探讨此话题是一种禁忌。这种禁忌涉及越界、美学和再现伦理问题，非受害者作家的作品常被指责为不道德。艾米斯的《时间箭》展示了他在探索小说再现大屠杀能力的同时，也努力捍卫非犹太人作家在大屠杀写作中的合法地位。艾米斯在创作中意识到自己的“盎格鲁—美利坚”身份，但决定将自己的独特视角带入大屠杀主题，以“加害者”的“去他者化”为独特贡献。

“他们”是“我们”：大屠杀加害者的“去他者化”

探讨了“他者化”概念及其在大屠杀加害者再现中的应用。“他者化”是指将不同群体视为非人类的做法，而“去他者化”旨在消除这种不平等对立，恢复参与者的人类身份。艾米斯在《时间箭》中对大屠杀加害者进行“去他者化”，意在揭示他们与“我们”共享的人类身份，反对将他们视为不可理解的“他者”。这种再现策略旨在纠正大屠杀叙事中加害者视角的缺失，促使读者深入思考纳粹罪行的发生机制，而非简单地将其归咎于“魔鬼”或“奇特性”。艾米斯认为，作为“雅利安人”，他有责任关注加害者，这与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理论相呼应，强调加害者的恶是可以被人类自身所理解的。通过建立种族和历史的联系，艾米斯的小说挑战了传统的他者化叙事，为理解大屠杀提供了新的视角。

进入“内心世界”：作为桥梁的“灵魂”叙述者

《时间箭》通过叙述者“我”——奥狄罗临终时唤醒的“灵魂”，带领读者深入纳粹医生奥狄罗的内心世界。叙述者不仅感知奥狄罗的情绪波动，还能窥探其梦境，揭示了奥狄罗从幼年到成为党卫军成员、在奥斯维辛杀害犹太人，再到战败后逃亡美国、隐姓埋名的全过程。小说展示了奥狄罗的复杂情感和品性，既有对家人的温情、对病人的怜悯，也有好色、冷漠、自私等负面特质。这种“普通性”暗示大屠杀罪行的本质可能并非罕见的恶之奇特，而是日常生活中被忽视的恶之平庸。艾米斯借鉴了利夫顿的“双重”理论，通过“灵魂”的人格化和主体化，展现了“双重自我”如何在个体中并存并发挥作用。小说对加害者的去他者化再现，使其以“人”的形象呈现，为探究个体犯罪提供了新的视角。然而，艾米斯也面临挑战：如何在不违背历史事实和道德立场的前提下，对加害者进行“人化”的再现？这不仅是一个伦理问题，也是一个艺术挑战。艾米斯在采访中表示，尽管这是一个敏感且困难的话题，但他认为作家不应有禁区。

抵制共情：伦理在“灵魂”叙述者与“倒带”叙事中的显现

《时间箭》通过“灵魂”叙述者和“倒带”叙事策略，抵制读者对大屠杀加害者的共情，保护读者的道德判断。这种叙述手法体现了“盎格鲁—美利坚”大屠杀小说的再现伦理，即在去他者化再现加害者的同时，避免读者情感上的污染。小说中的“中介话语”作为叙述者和加害者之间的缓冲，拒绝让读者直接接触加害者的想法和感受。与直接的第一人称叙事相比，这种叙述方式避免了对纳粹的同情和辩护。艾米斯的“倒带”叙事不仅是一种反自然的叙述模式，也是对普通人成为大屠杀加害者心理演化的再现，揭示了意识形态力量的关键性反转作用。同时，“倒带”叙事产生的不可靠叙述使读者保持怀疑和省察，警惕被“灵魂”的认知所迷惑。阅读过程成为读者摆脱幻觉、回归旁观者立场、重新审视和判断的过程，与“灵魂”陷于“反自然”之中并受其迷惑、遭其反噬、被其同化的过程形成鲜明对比。艾米斯通过这种叙述方式，展示了大屠杀小说在再现加害者时应持有的伦理立场，引导读者在情感上对加害者保持疏离、克制和审慎，让阅读过程本身成为一种“反加害者”教育。这种“去他者化”再现并不为加害者开脱罪责，而是对真正的“他者”负责。

谁是真正的“他者”：对受害者负责

在《时间箭》中，艾米斯通过独特的叙事手法，将大屠杀受害者塑造为真正的“他者”，强调了他们苦难经验的不可知性和见证的悖论性。小说通过“言说”而非“所说”来探索大屠杀的认识和见证，避免了对受害者苦难的简单化展示和对加害者罪行的封闭性揭露。艾米斯扩展了见证的内容，将单一的历史见证转变为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见证，包括奥狄罗与大屠杀事件的关系、叙述者“我”与事件的关系、作者与事件的关系以及读者与事件的关系。这些关系促使人们思考如何在当代继续历史未竟的正义事业，对受害者负责。艾米斯的“去他者化”策略打破了对加害者的简单化结论，引导人们深入思考加害者的形成，并警惕后大屠杀时代的纳粹阴影。小说通过非自然的叙述者和反自然的叙事方式，避免了读者与加害者的共情，强调了对受害者的关注和责任。艾米斯的这些探索和策略，不仅回应了对“盎格鲁—美利坚”大屠杀小说的批评，也构建了其独特的再现伦理，展现了其在大屠杀小说写作中的特殊使命和巨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