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探讨了T.S.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中《小吉丁》的微观诗学，指出其独特的意象使用和词源学、同源现象的运用，以及如何通过精心挑选的音位、语素、词汇、短语、韵律和句法轮廓创造美妙的言语、视觉和声音结构。同时，作者引入了马塞尔·杜尚的“虚薄”概念，通过杜尚的例子和对时间、空间、语言的讨论，强调了细微差异的重要性。作者还批评了当代语言中的概括性语言和抽象隐喻，提倡诗人和读者应关注语言的具体性和差异性，以创造和体验诗歌中的“虚薄”状态。通过分析艾略特的诗句，作者展示了如何通过语境和语言的选择来增强诗歌的效果和意义。

一、 形式主义的问题

深入探讨了形式主义的问题，旨在消除对“虚薄”概念的两种常见误解。首先，作者区分了杜尚的“区别性细读”与新批评的“细读”方法，指出新批评过分强调诗歌的语义结构，而忽视了声音、视觉形态和词源等元素。通过分析克林斯·布鲁克斯的《精致的瓮》和《现代诗歌与传统》，作者揭示了新批评如何将诗歌的意义限定在一种特殊的、只有诗歌才能表达的层面上，而忽略了诗歌的其他方面。

接着，作者转向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特别是罗曼·雅各布森的观点，强调了文学性的概念和诗歌中声音与意义的同等重要性。雅各布森的理论认为，诗歌中的声音和视觉形式与意义紧密相连，这与新批评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作者还提到了杜尚对“艺术”和“制造”概念的反思，以及他如何通过现成物挑战传统艺术观念。

此外，章节还讨论了语境在诗歌意义生成中的作用，引用了尤里·蒂尼亚诺夫和扬·穆卡洛夫斯基的观点，强调了词汇在不同语境中意义的变化。通过分析赫列勃尼科夫的作品，作者展示了如何通过探索词汇的多重含义来创造诗歌。

最后，作者指出，尽管形式主义理论家对诗歌语言的运作机制有深刻理解，但他们的研究并未涵盖20世纪的新型艺术形式。同时，作者也提到了后来的诗人和批评家如何发展了将文学艺术视为“联系迷宫”的观点，以及雅各布森的理论如何强调整体系统而牺牲个体阐释。

整体而言，通过对比新批评和俄国形式主义，探讨了诗歌的多维性，强调了声音、视觉和语境在诗歌创作和理解中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对传统诗歌批评方法的挑战。

二、 “追求改变的狂热”

深入探讨了杜尚对“虚薄”概念的理解和实践，以及其在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中的影响。杜尚追求变化的狂热源于对历史更迭的敏感，他试图与立体派切割，寻找一种新的艺术表达方式。他批评了19世纪以来的“视网膜”传统，认为绘画应超越视觉功能，具有更深层的宗教、哲学和道德意义。杜尚的转折点发生在1912年，他在慕尼黑接触到了康定斯基等艺术家，并对文艺复兴绘画风格产生兴趣。他的超然立场使他与达达主义保持距离，他的“虚薄”概念在《新寡妇》等作品中得到体现。

作者通过分析杜尚与格特鲁德·斯坦、艾略特、庞德、史蒂文斯、阿什贝利和贝克特等现代主义作家的关系，展示了“虚薄”阅读的实践如何揭示诗歌的深层要素，并为这些作品提供新的解读视角。例如，杜尚与斯坦的语言关系对后者的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艾略特的诗歌语言是精妙的语言—视觉—声音复合体，庞德的《诗篇》中韵律组成和分布具有重要的听觉和视觉效果，史蒂文斯和豪都充分利用声音与特定的并置和碎片化处理手法。

作者还指出，贝克特是20世纪末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但他的诗歌作品很少出现在诗歌课程中。贝克特的早期诗歌是抒情诗，但他后来用法语写作，探索了一种不同的表达方式。贝克特对叶芝的诗歌作品产生了兴趣，尤其是它们的声音结构。作者通过回溯叶芝到史蒂文斯再到阿什贝利的诗歌传统，强调了这些诗人在现代主义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并提出了一种新的视角来审视他们的诗歌。

此外，作者还讨论了斯坦在巴黎时期创作的文学文本，包括诗歌、戏剧、画像和散文，以及她与庞德、贝克特等人的关系。作者认为，通过重新审视这些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他们的文学贡献和影响。

三、 是语言，不是抒情诗

深入探讨了诗歌语言与抒情诗歌的区别，指出现代诗歌作品如《荒原》和庞德的《诗章》已超越了传统抒情诗的范畴。抒情诗的起源与音乐性紧密相关，但随着时间发展，其定义和形式发生了变化。文艺复兴时期抒情诗的多样性与个人情感的表达紧密相连，而艾略特则认为诗歌是情绪的逃避而非表达。乔纳森·卡勒在《抒情诗理论》中提出，抒情诗应具有普遍合理性，而非仅是个人情感的流露。在当代，诗歌更多地关注民族、国家身份等具体、独特的事物，而非普遍情感。艾略特的《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通过声音和视觉层面展现了诗歌的意图，强调了诗歌中韵律和音乐性的重要性。诗歌中的每一个字母、音节和词语都至关重要，共同构成了诗歌的艺术效果。普鲁弗洛克的世界中，细节的描写和语言的运用揭示了诗歌的深层含义和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