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初的英国小说中,美德是核心主题,通常指代与恶习相对立的正面品质。理查森的《帕梅拉》将美德特指为性道德中的贞洁,以此构建叙事和道德观。评论家高度评价《帕梅拉》,将其视为宗教和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代表。伊恩·瓦特认为,美德的窄化旨在传递节制情欲的观念,为中产阶级婚姻提供典范。然而,瓦特的观点忽略了《帕梅拉》与其他18世纪文学作品的互文关系,这些关系对于理解美德话语的实质和当时女性情欲表达的遮蔽至关重要。
《帕梅拉》与艳情小说的对抗章节探讨了理查森在小说中对情欲描写的意图,旨在通过情欲描写吸引青年读者,同时展示情欲可以被导向美德。理查森通过《帕梅拉》与艳情小说进行对话,两者都描写情欲,但目的不同。艳情小说如《豪门兄妹的爱情书简》通过情欲挑逗语言激发女性情欲,而《帕梅拉》则通过肢体接触激发情欲,但帕梅拉始终抵制诱惑,保持贞洁。艳情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追求性愉悦,反映当时英国上层社会的放荡风气,而《帕梅拉》则塑造了不追求性愉悦的女性形象,与艳情小说相对抗,意图改良社会风气。
《帕梅拉》是18世纪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其出版后引发了众多模仿、续写和戏仿作品。其中,菲尔丁的《夏梅拉》、海伍德的《反帕梅拉》和克利兰的《回忆录》是三部重要的戏仿作品。这些作品质疑了《帕梅拉》中美德话语的真实性,并通过颠覆性的模仿,将《帕梅拉》中遮蔽的性愉悦露骨地揭露和还原。戏仿作品中的女性角色成为引诱者,男性则成为引诱对象,揭示了“美德”在经济属性下是可交换的商品。《夏梅拉》和《反帕梅拉》通过双层叙事结构,展示了女性在经济困境下追逐性愉悦的冲动。而《回忆录》则完全颠覆了《帕梅拉》中的情欲主客体关系,塑造了一位以性愉悦为生命体验的女性情欲主体。这些戏仿作品的思想基础是经验主义哲学,认为感官经验是人类理解世界的基本途径,女性对性愉悦的追逐是不可抑制的。这一认知与17世纪和18世纪初对女性性欲的普遍认知相呼应,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性欲的看法。戏仿作品与理查森的美德话语之间的差异,在于它们呈现了不同的“真实”,即女性对性愉悦的追逐与男性情欲的投射。
1753年《哈德威克婚姻法》的通过,标志着英国婚姻制度的革命性变化,该法案旨在规范婚姻,限制秘密婚姻,确保婚姻的合法性。《帕梅拉》作为一部小说,其叙事结局与法案精神相呼应,强调了情爱活动应在合法婚姻内进行。小说与当时流行的艳情小说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探索的是婚姻外的非法情爱活动。这种合法与非法的对立,反映了《帕梅拉》对人的社会性“真实”的强调,即女性应保持贞洁以顺利进入婚姻。
18世纪中产阶级的兴起,伴随着社会风俗和习惯的变化,女性操行指南应运而生,其核心宗旨是规训女性情欲,以适应婚姻生活。这些指南反映了当时女性放纵情欲的现实,如非婚生子女的增多和娼妓业的普遍化。《帕梅拉》中也描述了这种社会现实,如乡绅马丁的私生子和女性因放纵情欲而沦为娼妓的情况。
小说阅读成为新的娱乐形式,取代了戏剧,成为性愉悦话语的主要传播媒介。政府对小说内容的管控缺失,使得艳情和色情小说流行,这些作品对性愉悦的描绘增加了女性对性愉悦的认知,可能诱导女性放纵情欲。女性操行指南对小说的腐蚀作用进行了批判,并规训女性的认知,强调贞洁、宗教在抑制激情方面的作用,以及对性愉悦的无知无识。
《帕梅拉》与女性操行指南相互呼应,共同建立美德女性形象,试图将情欲规训在合法的家庭空间内,以维护18世纪中产阶级的婚姻秩序。理查森通过塑造帕梅拉这一遵守教导的美德女性形象,回应了当时社会对女性放纵情欲的担忧,强调了家庭化性欲对社会的重要性。
《帕梅拉》通过与艳情小说、戏仿作品和女性指南的互文关系,展现了美德女性与性愉悦女性形象的对立,以及美德与性愉悦话语的较量。作者回应了开篇问题,对瓦特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和补充。美德主要节制的是女性情欲,而非男女两性。性愉悦在当时的特殊表现形式是“性愉悦”,其背后的历史语境包括女性放荡主义、经验主义哲学和小说作为传播媒介。理查森通过构建美德话语,牺牲了女性的性愉悦主体性,导致18世纪末期女性在性行为中被视为被动、无性欲。这一观念影响了英国婚恋小说的传统,直到20世纪初劳伦斯的作品才重新探讨女性情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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