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的《面纱》通过描绘英国细菌学家沃尔特和妻子凯蒂在中国湄潭府的疫情防控经历，探讨了帝国殖民活动和跨文化关系。小说不仅关注女性成长，更深入揭示了卫生与政治、检疫与帝国之间的联系，反映了英帝国衰落的真相。

一、 卑微的英国细菌学

殖民医学是西方医学在殖民时期的特殊变种，旨在保护殖民者健康、延长当地人生命、展示殖民者仁慈，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劳动力缺乏的矛盾。热带医学是殖民医学的分支，专门研究热带病，满足殖民者探险需求。20世纪初，热带医学虚拟出“环境东方主义”，认为不适气候环境造成了东方人负面形象。霍乱在19世纪由缅甸、泰国传入中国，造成大量死亡。殖民语境下，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预防疾病、根除病因，其价值和意义远超军队。东南亚原本属于英国势力范围，英国传教士在当地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20年代，英法因历史、地理等原因矛盾不断，但面对德国军事威胁，不得不建立合作关系。南亚地区肆虐的霍乱为欧洲各国开展政治与经济竞争搭建起全球大舞台。20、30年代政府和社会不重视科学研究的成果，研究已走向衰落。小说中，政府的细菌学家沃尔特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被查尔斯·汤森和凯蒂鄙视，他们认为研究科学的人在社会上不存在。

二、 外部疆界与内部疆界

19世纪的帝国卫生学是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实践手段，通过卫生学的清洁法实现殖民主义，其中疆界划定是关键管理技术，区分干净与肮脏，将国家疆界具体化为内外空间。外部疆界依赖国家检疫法和移民法，内部疆界则通过其他措施保障安全。国际生物政治涉及生命和人口的政治管理，卫生疆界在殖民背景下也是殖民统治的疆界。

在湄潭府，北洋军阀、英殖民者、法殖民者三方势力通过种族话语和健康话语融入政治学程式，使用疆界、隔离、检疫等技术确保各自疆界内的纯洁、安全和稳定。英国殖民空间和卫生空间由小平房、大门、墙垛、小河等构成，以保障殖民者的安全和健康。英国国际卫生学的目的在于区分非白人和非英国人。优生学创始人弗朗西斯·高尔顿的观点被认为影响了毛姆，使其成为种族主义者。毛姆笔下的人物凯蒂在意识中区分白与非白、健康与非健康。

英国政府重视疫情防控，强调殖民者个体的疫苗接种、防疫、个人卫生。《接种法》规定婴儿必须接种疫苗，否则父母将受惩罚。英国殖民者强调防疫，如沃丁顿拒绝吃生菜以防感染。然而，英国殖民医学实践者的悲剧证明了英帝国卫生安全的失败。北洋军政府的公共卫生空间居住着城市贫民和土著居民，缺乏卫生知识，迷信瘟疫是瘟神降临的结果。执政官俞上校虽作风强硬，但卫生情况依然糟糕。

法国修道院构成了法国公共卫生学的外部疆界，生活着修女和中国小孩，英殖民者偶尔出入。法国卫生学强调种族肤色，追求白人“白色”的想象。修道院的门墙被粉刷为白色，拒绝中国人进入。法国殖民者注重在殖民地上推广法兰西文明，坚信自己负有传播文明的使命，试图同化殖民地的文化和民众。法国卫生学尤其强调身份的“纯洁”，包括个人纯洁、国内纯洁、公共纯洁、民族纯洁和帝国纯洁等，对个人行为和政治管理提出政策诉求，包括对生物学上、精神上和道德上的他者的排斥。公共健康和卫生是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卫生和优生学的实际管理模式和工具。

三、 优生学与种族政治

深入探讨了优生学与种族政治在毛姆《面纱》中的体现。优生学关注未来人口健康，认为遗传品质影响社会和道德品性，传染病和不良行为都可遗传。英国人的行为习惯在法国人眼中成为威胁，优生学控制范畴。沃丁顿的个人习惯被视为病症，其与满族公主的关系被修女们视为种族退化的优生学问题。小说中，种族间的性行为和文化杂交被认为破坏白人纯洁性，凯蒂与汤森的出轨和沃丁顿的同居行为反映了英国殖民者的性道德问题。修女们对凯蒂的排斥和修道院的隔离政策体现了对种族纯洁性的维护。法国殖民政策的僵化与英国的渐进撤退形成对比，小说通过修女们的行为展现了法国殖民指导思想的中央集权特征。

四、 帝国慈善卫生学

法国殖民者在殖民地推广同化主义，利用西方医学作为工具，宣扬殖民统治的正当性。19世纪政府开始承担更多慈善和教区事务，医学传教成为公共卫生机构的一部分。传教士通过医学传教安抚当地居民，传播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小说《面纱》中，英国传教医生和法国修女在殖民地开展医疗和慈善活动，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背景。法国慈善卫生学通过种族病理学区分有色人种，实施种族隔离。小说描绘了凯蒂对有色人种的厌恶，体现了英国种族观念。19世纪法国女性传教士在殖民地建立孤儿院，传授基督教教义，承担代理母亲职责。修道院作为教会医疗机构，聚集单身白人女性传教士，提供医疗、教育和宗教服务。殖民地传教慈善事业兴旺，修女们致力于提高当地人素质和生活条件。帝国卫生学通过清洁法规固化，而非军事手段。

五、 结语

在《面纱》中，毛姆通过人物形象和情节发展揭示了殖民主义的双重性，即优越感与脆弱感。沃尔特等英国殖民者在殖民地的失败和个人悲剧，反映了英国殖民势力的衰退。小说通过对比英国传教士的自我牺牲与法国修女们的自我实现，预示了英法殖民活动的未来。同时，毛姆对英国殖民活动的衰退表现出一种失落，反映了他对帝国前途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