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7世纪欧洲兴起的“中国风”艺术风格，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成为欧洲大陆的时尚。该风格在装饰艺术、文学、戏剧、音乐和建筑等领域均有体现，分为巴洛克、洛可可和新古典主义三个时期。“中国风”研究始于欧洲，昂纳的《中国风：遗失在西方八百年的中国元素》是该领域的开创性著作。21世纪初，中国学者开始关注“中国风”研究，袁宣萍的《十七至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风设计》系统研究了其背景和与欧洲主流艺术风格的关系。目前，学者们对“中国风”的各门类进行了广泛探讨，但对建筑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这可能是因为“中国风”建筑的参考来源多为游记文字和插图，更多地反映了欧洲人对中国的感知，而建筑师在接收到中国建筑信息时已经经过了意识加工，使得研究更为抽象。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建筑艺术层面的描述，而缺乏从文化认知角度对其特征及成因的深入剖析。本文尝试通过“陌异性”理论分析德国“中国风”建筑的阶段性特征，并在文化和认知层面探讨其在德国建筑不同时期的产生原因。

2 陌异性对文化感知的影响

陌异性在跨文化研究中扮演关键角色，它揭示了文化内部与外部的差异及其互动。德国对中国的感知受到其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形成了基于主观理解的中国形象。这种感知过程涉及对“本我”和“他者”的不断认知调整，与文化认同紧密相关。

3 想象中的“陌生人”：巴洛克时期异域风格的“中国风”建筑

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初，德国建筑领域对异域风格的兴趣转向中国，形成了独特的“中国风”。这一时期的“中国风”建筑与巴洛克审美相契合，强调个人审美和感觉经验，通过异域元素满足贵族对远方的好奇。建筑内部开始展陈中国器物，随后将中国元素融入建筑结构和装饰，如漆屋和瓷屋，以及具有中国风情的曲面屋顶。中国人形象在建筑中呈现，但往往带有欧洲人特征，反映了德国人对中国的主观想象。

巴洛克时期德国“中国风”建筑的成因与宗教改革后的审美多元化、科学发展带来的思想解放、地理新发现拓宽视野以及哲学上的认识论转向有关。这些因素促使建筑师在作品中尝试创新和突破传统。然而，由于获取的中国信息有限且多为社会环境描述，缺乏对建筑的准确描绘，建筑师只能依靠想象来营造中国风格的建筑。《马可·波罗游记》和《荷使初访中国记》等书籍为德国人提供了中国形象，但内容多有夸张和虚构，导致德国人对中国建筑的理解并不准确。因此，巴洛克时期的“中国风”建筑更多是基于德国人对中国的想象和主观认识。

4 美丽的“陌生人”：洛可可时期怪诞风格的“中国风”建筑

洛可可时期德国建筑的“中国风”体现了对规则的反叛，与洛可可风格主旨相符，追求不对称性和色彩明亮。德国建筑师利用中国元素，创造出具有怪诞风格的建筑，如波茨坦无忧宫的中国茶亭和莱茵斯贝格的中国屋，这些建筑中的中国人像和动植物装饰反映了德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想象和夸大。德国建筑中的中国龙与中国文化中的龙存在差异，显示了文化差异和德国人对“本我”文化元素的投射。贵族阶层的衰落和对新奇事物的追求促进了“中国风”建筑的发展，而资产阶级则看重中国文化中的理性精神。尽管德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加深，但“中国风”建筑中的装饰元素并非源自亚洲，而是西方想象力和真实中国建筑信息的结合。贵族和资产阶级对中国的不同想象在建筑领域中并存，贵族阶层的“美丽”想象在“中国风”建筑中占据主导地位。

5 理想的“陌生人”：新古典主义时期模仿风格的“中国风”建筑

新古典主义时期的德国“中国风”建筑主要服务于资产阶级，与贵族阶层的洛可可风格不同，建筑师开始尝试模仿真实的中国建筑。这一时期的“中国风”建筑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将中国式建筑与古典式和哥特式建筑融合，另一类是将中国建筑与英国园林风格结合。哈夫彭尼和钱伯斯是这一风格的代表建筑师，他们的作品如“中国亭”和慕尼黑英国花园中的中国塔体现了对古典主义的向往和对结构理性的追求。新古典主义的兴起与德国启蒙运动有关，资产阶级推崇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对中国哲学的“理性”印象促使建筑师模仿中国建筑。钱伯斯的《中国的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器皿之设计》一书对德国“中国风”建筑产生了影响，但德国建筑师对中国建筑的模仿多停留在形式上。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兴起，德国人对中国形象的看法发生逆转，导致“中国风”建筑在德国逐渐式微。

6 结论

17至19世纪德国“中国风”建筑的流行并非基于对中国建筑的深入理解，而是反映了德国人对自我和中国形象的认知。随着对中国了解的增加，德国建筑中的中国元素变得更为真实，体现了从“中国想象”到“中国印象”的转变。德国“中国风”建筑体现了当时主流艺术风格，其设计受到德国国力和社会状况的影响。德国人对中国的想象和模仿并非出于对中国艺术的尊重，而是出于自我中心主义。德国“中国风”建筑的发展史揭示了德国人通过中国文化来观察和审视自身，而非真正的文化融合。德国“中国风”建筑的两个极端——夸张的想象和简单的模仿——随着德国艺术能量场的重塑而失去存在基础。德国“中国风”建筑的发展启示了正确理解“他者”文化的重要性，强调了真正认识“他者”文化的物质特色和思想内涵的必要性。全球化背景下，中德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文化认知层面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尚未达到与经贸合作相匹配的高度。德国“中国风”建筑为尊重文化差异提供了思考，强调了在理解“他者”文化时需要转换视角，摆脱民族中心主义，构建超越单一文化归属性的认知桥梁。同时，“他者”文化也应主动推介自身，避免在文化交流中的被动输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中华文化立场的重要性，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中国的可信、可爱、可敬形象，这有助于推动全球舆论生态的积极健康发展。文化平等是文化交流成功的关键，需要“本我”真诚倾听“他者”的声音，而“他者”在传播文化时也应关切目的国的社会背景和思维方式，创新宣传路径，提高传播品质，促进跨文化交流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