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德在1796年的演讲中强调了德语诗人的重要性,特别是约翰·彼得·乌兹,尽管现代诗集中乌兹的作品边缘化,但他曾是18世纪中期德国和欧洲流行的阿那克里翁派诗歌的重要代表。莱辛和哈勒尔等同时代人对乌兹的诗歌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康德和让·保尔等人则持批评态度。阿那克里翁派诗歌在18世纪的评价中呈现出矛盾,一方面具有美学吸引力,另一方面在德语诗歌史上显得无足轻重。新一代的狂飙突进派诗人取代了阿那克里翁派,乌兹自己也意识到自己过时了。尽管如此,他的诗作中仍有一些成分被传承下来,特别是歌德将洛可可诗歌推向巅峰后超越了它。本文将分析乌兹的《春之乐趣》和《致阿莫尔》以及歌德的《小小的花,小小的叶子》,探讨阿那克里翁派诗歌中哪些成分被看作神韵和无趣平庸的混合,以及这些元素如何在歌德的诗歌中得以保留。研究将采用定量内容分析法,比较母题,并展现歌德诗中的新倾向。同时,将讨论乌兹和歌德笔下的抒情主体与真实作者之间的关系,使用“人物虚拟性”和“作者真实性诗歌”两个术语,并参考时代历史和传记性文献。
乌兹的诗作风格受古希腊诗人阿那克里翁影响,主题涉及感官愉悦、爱情和享乐。16世纪阿那克里翁诗集通过拉丁文译本在德语国家传播,17世纪马丁·奥皮茨首次尝试将其融入德语。18世纪40年代,阿那克里翁派在认识论哲学、诗歌理论和美学中对感性评价的提升下,逐渐形成文学流派。乌兹的《抒情诗歌》成为18世纪中期最受欢迎的诗歌出版物之一。与早期启蒙运动的禁欲主义相反,阿那克里翁派探寻新的享乐主义生活感受,体现为“珍惜当下之诗作”。诗中抒情主体被优美风景环绕,为爱情、生活和美酒的享受而欢乐,言谈中兴致盎然、活泼、诙谐,并受到情欲挑动。
乌兹的《春之乐趣》是一首典范的阿那克里翁派诗歌,歌颂春天的自然和欢乐。诗中抒情主体在春天里享受美酒、人世和爱情,通过扬抑格的形式表达轻快游戏的声调,呼应春景和享乐图景。诗中使用古典神话人物如巴克科斯、阿莫尔、菲莉丝和欧若拉作为托喻,强调情爱比美酒更重要。乌兹的诗歌追求情绪平和下的适度享乐,不涉及真实个人经历,而是虚构的观察对象。诗中的神话形象只展示积极一面,忽略悲剧性和残暴特征。阿那克里翁派诗歌依赖传统惯常的体裁总目,通过重复的主题和母题进行托喻游戏。乌兹的诗歌是角色诗歌,重点在于优雅的节拍和韵律表述,符合非个人化特征。乌兹和其他阿那克里翁派诗人的诗歌中,常见母题包括缪斯、饮酒享受、爱情、快乐、欢愉等,以及春天、玫瑰等元素。阿那克里翁派诗歌通过玩笑和托喻式人格化,艺术地升华情色主题,规避个人特征,将感觉和激情的描写提升到普遍意义层面。
探讨了歌德早期诗歌创作中的风格转变,特别是从洛可可风格向更真实、深刻的爱情主题的过渡。文章分析了歌德的《小小的花,小小的叶子》一诗,指出其开头遵循了阿那克里翁派的风格,但随后转向对真实爱情的渴望,摒弃了洛可可诗歌的轻佻。诗中从第三人称到第二人称的转变,以及对“薄弱玫瑰花带”的拒绝,标志着歌德对传统诗歌形式的突破。这一转变被看作是歌德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引领他走向了“狂飙突进”诗歌的创作。章节还讨论了歌德与弗里德里克·布里昂的关系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作者真实性诗歌”这一概念来理解歌德作品中的自传性维度。最后,文章指出,尽管歌德可能对这段爱情进行了风格化处理,但诗中抒情主体与实际作者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体现了歌德诗歌中真实与虚构的交织。
探讨了歌德早期诗歌创作与阿那克里翁派之间的联系。阿那克里翁派的诗作对歌德成为诗人和“狂飙突进者”起到了关键作用,提供了形式元素、风格素材和自然意象。歌德的诗作中,自然亲近感更为突出,尤其在《五月之歌》中,自然与人的合一达到了新的高度,而阿那克里翁派诗人的自然描写还停留在田园牧歌式的背景。歌德在诗中追求与真实人物的个人关系,抒情主体直接称呼恋人,超越了阿那克里翁派的典范。乌兹的诗作中出现了现实原型的女性人物,显示出抒情主体与作者本人之间的等同,但这种“作者真实性”的转向并未成为乌兹诗作的纲领,他依然停留在神话化的角色虚构框架中。
乌兹与格莱姆、怀瑟、葛茨和哈格多恩共同塑造了18世纪洛可可诗歌,成为青年歌德的早期典范。他的阿那克里翁派诗歌对“狂飙突进”风格形成有影响,但他本人对此流派持反对态度。乌兹与诗人朋友们的通信中未提及席勒、克林格尔或伦茨,歌德的名字也仅在格莱姆的信中出现一次,被贬低。乌兹在1754年已宣称摆脱随性诗艺,1765年表示多年未弹奏里拉琴。尽管赫尔德在1796年的“学校讲话”中将乌兹誉为典范诗人,推荐为学校读物,乌兹自己意识到作为诗人已过时。他的成就在于参与创造过渡时期诗歌,提供具有神韵的形式、主题和母题,尤其是自然景致,成为青年歌德的开路人之一,这些元素也在“狂飙突进”诗歌中得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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