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节探讨了修养小说的含义及其在德语文学中的发展。修养小说以市民阶层年轻人的成长经历为核心,通过主人公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和内心体验,展现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德语修养小说的特点包括外向性和内向性的结合、自我规定性与外部引导的平衡,以及离乡漫游的重要性。这些特征反映了现代性中个体与世界的基本问题。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历史事件推动了个体意识的觉醒,强调了个体的自主性和自由。随着社会现代化,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不断演变,修养小说通过个体成长的角度,展现了这种变化。
18世纪末的德国,修养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迅速发展,与启蒙运动强调个人意义、狂飙突进运动推崇个性自由紧密相关。康德关于天才的“原创性”和“示范性”观点,以及古典主义关于“完整的人”的构想,为个体发展提供了目标,使修养成为小说主题。市民阶层的崛起为修养小说提供了社会基础,他们追求自我表达,形成了独特的道德观、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被视为修养小说的典范,讲述了富商之子威廉追求爱情和戏剧梦想的故事,强调修养的自我规定性。塔社在威廉成长过程中扮演了引领者的角色,体现了个人修养过程中外部引领的必要性。威廉的成长体现了启蒙、古典时期关于和谐人的构想和修养观,折射出市民阶层的政治和社会诉求。《学习时代》不仅讨论了修养相关话题,还对古典主义的审美教育、修养观、和谐观和政治理想进行了反思和质疑。
19世纪中叶,修养小说经历了短暂的复兴,这一现象与拿破仑战争后欧洲的全面复辟和市民阶层在政治上的无力感有关。市民阶层从政治话语中抽身,转而通过经济力量和个人修养寻求满足。文学作品如凯勒的《绿衣亨利》和施蒂夫特的《晚夏》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心态。《晚夏》通过主人公海因里希的修养之路展现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世界,而《绿衣亨利》则以现实主义手法揭示了古典修养道路的失败。海因里希的修养过程缺乏主体性和自主性,而亨利则因家庭教育的缺失和社会教育的不足,未能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修养观,导致其修养道路的失败。两部作品均体现了19世纪中叶市民阶层对秩序的渴望和对个人修养的重视,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古典修养道路的质疑和对新修养模式的探索。
20世纪初,修养小说在文学领域复兴,这一现象与狄尔泰的研究同步,并非偶然。这一时期的复兴是对19世纪末自然主义文学的反应,同时也是对工业社会大众化和平均化趋势对个体主体性和个性化威胁的回应。20世纪初的修养小说复兴对现代主义的挑战做出了双重反应:保守地保持已丧失的价值,以及激进反叛地反抗大众化和文化没落。个人主义和现代性是相伴相生的矛盾体,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既催生个体性,又因劳动分工和物质生活而消灭个性。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个体的人越来越被裹挟其中,个性日渐消失,自我逐渐被消解。这些成为20世纪初现代小说的重要主题。
黑塞的作品是20世纪初修养小说的代表,他的小说是现代自白文学或忏悔文学,通过反省自己折射出时代的困境。黑塞的主人公都是现代社会的局外人,面对现代生活的物质性和肤浅化,只能通过逃离社会,遁入内心和灵魂世界中去。黑塞笔下的主人公努力忠于自我、寻找自我、完成自我。《悉达多》是黑塞的里程碑作品,描写了婆罗门青年悉达多的得道成佛经历。悉达多放弃锦衣玉食的生活,踏上寻找阿特曼的道路,经历了苦修、与佛陀的交谈、一度沉迷于俗世的金钱物质和男女之欢,最后抛弃世俗世界,在林中河边,与摆渡人在一起,从河水中得以悟道。《悉达多》的修养之路与18世纪末的修养小说完全不同,是一条绝对向内的、自我的、完全自决的灵修之路,拒绝了一切来自外部的引导。
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德语修养小说发展演变,可以看出随着欧洲工业革命和经济技术的发展,欧洲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呈现加速度的态势,现代社会结构形成,由此而引起的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折射在德语修养小说中。18世纪末,德国知识分子满怀社会变革情怀和对人类未来充满乐观精神,一方面努力完善自身,另一方面投入到社会中,在各种社会层面发挥自己的作用。19世纪上半叶,欧洲的复辟和1848年大革命的失败,使德国市民阶层的努力屡屡受挫。个体越来越被裹挟的现代社会中,世界是否能因个体的改善而变得更好,是个巨大的未知数。在无法改变世界的情况下,像黑塞的悉达多那样,做好自己,退回到内心,或许是人最后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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