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了学界对鲁滨孙和笛福对中国的批评态度的共识，指出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政治和文化层面，而忽视了经济角度。强调笛福对经济的长期关注与17世纪初中英贸易的现实状况，认为这有助于全面理解鲁滨孙的中国想象。

中国瓷器与笛福的重商主义

深入探讨了17世纪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的商业经历与创作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他对中国瓷器的态度及其与重商主义思想的关联。1689年，笛福开办陶瓦器厂，其产品受到市场欢迎，这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如《鲁滨孙漂流记》和《辛格尔顿船长》中对陶器的描述。然而，由于进口陶瓷的竞争，笛福的工厂最终破产，这加深了他对陶瓷进口的不满。

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国瓷器在英国成为时尚奢侈品，玛丽二世女王对瓷器的痴迷影响了英国贵族。荷兰代夫特瓷的兴起与清朝海禁政策有关，但玛丽二世的收藏实际上主要是代夫特瓷，而非中国瓷。笛福批评了女王对瓷器的过度追求，认为这是不必要的奢侈品，违背了重商主义原则。

重商主义强调贵金属的积累是国家富裕和强大的标志，主张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特别是奢侈品。笛福在其作品中体现了这一思想，担忧中国瓷器等商品的进口导致英国贸易逆差和财富流失。他建议议会通过法案限制奢侈品进口，以保护本国产业和民众生计。

此外，章节还指出，尽管笛福在《鲁滨孙再漂流》中提到了中国瓷器，但他在其他作品中并未直接提及，而是用“earthenware”和“chinaware”等词汇来指代陶器，暗示了他对瓷器的复杂情感。鲁滨孙对中国瓷器的态度反映了笛福对中国经济产品的担忧，认为它们损害了英国制造业和贸易利益。

总之，通过分析笛福的商业经历、文学作品和重商主义思想，揭示了他对17世纪英国社会经济现象的深刻洞察和批判。

鲁滨孙对清政府的土地经济的批评

深入探讨了笛福通过鲁滨孙这一角色对中国土地经济的批评及其与重商主义的冲突。鲁滨孙虽然承认中国瓷器的独特性，但认为其成功源于土质而非技艺，这反映了笛福对中国土地经济的轻视。笛福将瓷器视为土地经济的产物，与重商主义倡导的贸易和制造业创造财富的观点相悖。他通过作品展示了清政府的自给自足和对外贸易的局限性，与重商主义的跨大洋贸易理念不符。

笛福强调贸易的重要性，认为制造和航运是贸易的两个女儿，分别代表财富和力量。他批评清政府缺乏发展远洋航运和海军力量的动力，与欧洲重商主义的海上霸权形成鲜明对比。鲁滨孙对中国的航海技术和军事力量的批评，以及对儒家思想和政治体系的否定，都是重商主义思想的体现。

此外，还讨论了清政府的土地经济导致的农业父权主义，以及其对海外殖民和重商主义的敌视。清政府的贸易政策限制了国外商品进入中国，而鲁滨孙在中国的商业行为也反映了英国人用真金白银购买中国农产品的现象。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鲁滨孙与美洲土著的贸易中，双方自由交易，礼貌相待，符合重商主义的原则。

笛福对中国人和美洲土著在贸易态度上的差异，也体现在他们的思想上。儒家思想与重商主义格格不入，而美洲土著的异教思想则更容易接受重商主义。重商主义的发展需要剥离与农业经济相关的等级制，实现平等主义，而中国传统的等级制度和意识阻碍了民族认同的形成，不利于重商主义经济的发展。

总之，通过鲁滨孙的视角，深入分析了笛福对中国土地经济的批评，以及其与重商主义的冲突和矛盾。这些观点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还涉及政治、文化和思想等多个方面，反映了笛福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深刻洞察和批判。

党争与笛福的重商主义

深入探讨了英国18世纪初的经济路线之争，特别是重商主义与土地经济之间的对立。笛福对清政府的土地经济持严厉批评态度，认为其与英国的重商主义背道而驰。17世纪初，英国经济路线的争论中，荷兰的重商主义与西班牙的土地经济形成鲜明对比。史密斯等人主张英国应效仿荷兰，发展重商主义，而非效仿西班牙的土地经济。笛福在《地道的英国人》中表达了对西班牙土地经济的鄙视。

光荣革命后，英国经济中贸易所占比重越来越高，引发了托利党和辉格党的政治经济路线之争。托利党支持土地经济，亲近法国，反对荷兰；辉格党信奉重商主义，支持威廉三世，反对法国，亲近荷兰。詹姆斯二世的外贸独断权与辉格党的重商主义格格不入。光荣革命后，英国重商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得以确立，经济稳步增长。

然而，光荣革命后的议会中土地贵族仍占多数，土地经济仍是社会和政治的基石。两党围绕重商主义和土地经济的争论在光荣革命后依然持续，体现在英法九年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笛福全程参与了这场争论，积极捍卫重商主义。

在创作鲁滨孙系列时，笛福还在参与“印花布争议”，反对东印度公司的进口计划。《鲁滨孙漂流记》的创作也是当时争论的一部分。鲁滨孙放弃荒岛上的土地经济寻求贸易，与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土地经济政策形成对立。笛福通过鲁滨孙的中国漂流，批评了中国土地经济导致的科技落后、经济贫困、思想愚昧和政治上的农业父权主义。

笛福捍卫的新教民族性在经济上体现为辉格党的重商主义，反对的政治专制在经济上体现为托利党的土地经济。法国耶稣会士的中国报道影响了法国的重农主义，与英国的重商主义背道而驰。为了捍卫重商主义，笛福批评了中国土地经济对英国的威胁，尤其是中国瓷器造成的英国白银流失。鲁滨孙的中国漂流参与了英国18世纪初辉格党和托利党围绕经济路线的争论，对中国的批评是笛福维护辉格党重商主义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