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赛》通过12次待客与赠礼场景，展现了和平时期主客关系，与《伊利亚特》的战争主题形成对比。史诗中的“好客”是荷马世界中最具仪式化的活动之一，构成史诗发展的主要动力。古希腊语中，涉及“陌生人”“客人”的词ξεῖνος，英译为stranger/foreigner，有时也指“主人”或世交的客友。芬利认为这种语义差异表现出古代世界与陌生人打交道时的矛盾态度。米勒从词源上考查host与guest的同一关系，提出寄主包含主客的双重对立关系，客人具有友好来访者和异己入侵者的双重意义。德里达指出，在xenos的两种含义之间转换的必要性，召唤着主客意义的相互流通。他自造hostipitalité一词，提示待客中潜藏着敌意与慷慨以及权力与紧张关系。客人的地位变得微妙而复杂。德里达、列维纳斯将好客视为重要的哲学与伦理问题，认为好客即伦理本身，是伦理的全部与原则。尽管他们未直接涉及荷马史诗，但对有条件好客、无条件好客、他者、礼物等问题的哲学讨论为史诗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向度。

好客：列维纳斯与德里达

列维纳斯在其哲学中强调个体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批判西方哲学的整体化倾向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性，主张构建一种关于他者的无限性哲学。他认为他者具有超越性和能动性，伦理互动即社会的形式结构。在《总体与无限》中，列维纳斯强调他者的“卓越”“高度”与“主人身份”，提出“无限责任”概念，认为对他者的责任先于相遇，主体应为他者受苦。德里达在《暴力与形而上学》中认可列维纳斯对胡塞尔、海德格尔的批评，认为他们的现象学或存在论未能尊重他者的存在和意义。德里达的解构哲学视他者为全然他异的，解构是对这种他异性的积极回应。在《论好客》中，德里达探讨好客问题，认为好客首先是如何面对“外人”的问题，将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和列维纳斯的《整体与无限》视为两种类型的好客。德里达强调，现实世界中的有条件好客依赖于无条件好客和宽恕。克里斯蒂娃在《我们自身的外人》中讨论了对外人的态度，提出应发现我们自己令人不安的他者性。利科在《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中指出自身与他者的交织。这些哲学家试图削弱自我与他人、主人和客人、个体与公共之间的严格区分，有助于缓解绝对好客与有条件好客之间的矛盾关系。尽管这些思考涉及古希腊文本，但避开了荷马史诗。列维纳斯不喜欢奥德修斯，将其视为追求同一性的黑格尔式形而上学的体现。德里达注意到列维纳斯的这种态度，他的《论好客》借用的是柏拉图和索福克勒斯的作品。《奥德赛》更早、更充分地体现了在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之间徘徊的好客伦理。

赠礼：有条件，还是无条件好客？

探讨了《奥德赛》中赠礼与好客（ξενῐ́η）的伦理关系，揭示了奥德修斯在异国他乡请求帮助时所展现的政治智慧和品质。芬利将史诗视为历史文献，强调赠礼的互惠性和利益往来，受莫斯和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认为赠礼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唐兰提出国王通过展示慷慨获得声望，巩固社会地位。有研究者认为史诗中的好客行为符合人类行为的理性模式和合作机制。赫尔曼研究了希腊社会的“仪式化友谊”，认为精英通过交换获取物质和政治利益。但也有学者反驳，认为荷马式的客谊出自信仰与习俗，史诗中存在不求回报的好客行为。古希腊人相信宙斯是生客的保护神，主人应表示客谊的款待或赠礼，这是生客的权益。列维纳斯的思考有助于理解英雄渴望得到客谊的理直气壮。史诗中的好客行为不仅是有闲阶级的社会规范，也渗透至整个社会的等级结构，是对外来者的保护。客谊原则在古希腊社会中增强了成员抗御风险的能力，突破了部落感情的局限。荷马作为希腊教育者，客谊是评判古希腊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在西方社会演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列维纳斯与德里达对有条件、无条件好客的哲学思考直面荷马史诗。史诗中的好客行为既受规范和束缚，也存在无条件的好客场景。德里达认为真正的礼物应超越互惠交换的经济学，保持对圈环的异质性。《奥德赛》展示了无条件好客与有条件好客、神圣性与世俗性的交织。

奥德修斯：不必好客的主人

西方世界对好客的要求体现在犹太教和基督教教义中，上帝被视为主人，人与人之间应友好相处。《新约》强调对陌生人的兄弟之爱，古罗马帝国有明确的好客法律规定。随着商业发展，私人好客需求减弱，但主客关系的神圣性仍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但丁《神曲》将出卖宾客者置于地狱最深处，麦克白杀死留宿的国王邓肯，走向毁灭。奥德修斯在《奥德赛》中虽享受好客礼仪，却计划杀死所有求婚者，其行为在现代看来过度、残酷、不合法。与傲慢青年建立同情、怜悯、宽恕和亲密关系不在奥德修斯考虑范围内，他拒绝求婚人财物补偿的恳求。奥德修斯作为主人和胜利者的形象令人心惊胆战。史诗的好客伦理在此逆转。荷马认为巨人、埃吉索斯和奥德修斯的屠客行为有根本性差异。奥德修斯面对的求婚者逾越宾主关系，不受保护，他重获主人权力得到雅典娜与宙斯帮助。但丁未将奥德修斯打入地狱，而是以献诈者之罪名将其置于第八层第八沟。中世纪人对未知地理空间的探索热情，借助奥德修斯揭开新时代认知观变革。奥德修斯形象转变隐含哲学重心变化，他始终是多谋善断的，智慧、理性、意志和勇敢突出。奥德修斯的声誉与荷马绑定，被批评为骗子和说谎者。苏格拉底及其追随者推崇奥德修斯隐藏的智慧、口才、忍耐力等品质，将其提升为哲学英雄。柏拉图让奥德修斯的灵魂选择来生做普通公民，体现哲人的沉思生活。犬儒学派和斯多葛学派中，奥德修斯获得较高地位。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中，奥德修斯上升为渴望回归神秘家园的灵魂。但丁笔下的奥德修斯形象包含古希腊哲学爱智慧的延续、基督教现世与来世观的融入，预示文艺复兴时期理想人物标准。奥德修斯的哲学形象围绕智慧、知识、旅行展开，思想家们无需考虑他对客谊的处理方式或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伦理态度。文学作品中的奥德修斯化身为富有探索精神的航海者。列维纳斯、德里达将哲学转为伦理哲学、道德形而上学，将情感、感性、绝对赠予、无限责任置于对他人的理性计算之上，主张伦理不应受知识的引导和控制。奥德修斯在他们的哲学思考中不能被称为好客的主人，但客谊在史诗中的普遍存在向今人昭示，对外人的恐惧可以借助更为和平的方式化解。殖民主义终结、移民与难民问题突出、国际旅游和全球贸易繁盛、恐怖主义蔓延等，都让我们随时可能面对门口的陌生人。一些国家利用污名化机制对移民等外来人口进行贬低，令其自尊遭受痛苦打击，引致自我贬低与自我轻蔑。如果列维纳斯与德里达坚信好客是充满希望的现实解决方案，那么荷马史诗所倡导的好客伦理就为我们提供可贵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