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予”的规定及“赠予死亡”的提出

德里达在20世纪90年代的著作中深入探讨了死亡问题，特别是《赠予死亡》一书，从帕托裘卡、克尔凯郭尔等人的著作出发，结合海德格尔、列维纳斯等的观点，对死亡进行了独特阐释。德里达认为“赠予”是不可能性本身，指向一种纯粹的、非经济的赠予，反对将礼物理解为互惠、交换或欠债。在《赠予时间 1》中，他通过分析波德莱尔的《伪币》否定了经济手段，强调赠予一旦涉及计算就不再是纯粹的赠予。德里达将死亡理解为对回报和交换逻辑的放弃，是赠予的非经济性。他提出，只有当“死亡的经济”显现并被超越时，赠予才是可能的。死亡使礼物不再回返至赠予者，打断了经济的圆环。德里达还指出，只有有限的、有死的独异性存在才能赠予，而“幸存”是对此类存在之生存样态的定名。这些观点为理解赠予与死亡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新的视角，尽管德里达在书中并未对此进行深入展开。

死亡与独异性、责任之关联

深入探讨了德里达后期思想中死亡、独异性与责任之间的关联。德里达通过分析帕托裘卡的宗教历史观点，重新审视了基督教与责任的关系，并提出责任主体的构建需要在宗教演进的框架内进行。他借鉴了mystère这一核心概念，区分了前基督教时期和基督教时期的宗教体验，指出责任的产生是由外部转入内部的过程。

德里达进一步阐释了“人格”概念，将其与“自我”联系起来，并认为基督教标志着“自我”的到来，为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他提出死亡问题是建构责任主体的关键，通过分析柏拉图的《斐多篇》和帕托裘卡的观点，确立了死亡与责任的内在联系。在基督教语境中，上帝的赠予（死亡）唤起了信徒的责任。

德里达对责任的重新建构受到列维纳斯的启发，将责任视为对他者的回应。他探讨了责任的来源，认为责任源于与“我”不对称的、超越性的上帝。同时，德里达发现帕托裘卡与海德格尔在责任来源问题上存在复杂的关系，两者均包含一个超越性结构。

德里达关注现代社会中责任的消弭，认为现代技术文明导致独异性自我和责任主体的匀质化、中性化。他试图通过死亡的作用重新唤醒独异性自我或责任主体，强调死亡是构成独异性的最根本部分，是责任的基础，让人感受到责任的呼召。

德里达将死亡与独异性自我相联系，受到海德格尔的影响。他立足于海德格尔的观点，将他者纳入论域，建构了自我与他者的辩证法。德里达强调自我的第一性，并以此确立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拒绝了他者的第一性，也就拒绝了自我责任的外在来源。

最后，德里达在写作《赠予死亡》时，基本接受了海德格尔的观点，而拒绝了作为中介的列维纳斯的观点。他认为只有在自我本身的同一性得以可能的前提下，为他者死亡或他者的死亡才获得意义。德里达需要对帕托裘卡的宗教性观点进行转化，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责任建构。

上帝的一般他者化和内在化

深入探讨了德里达后期思想中关于死亡诗学的核心议题，特别是通过解读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战栗》中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故事，来阐述上帝的独异性和他者概念。德里达认为亚伯拉罕未正面回答以撒的问题，是因为他与上帝之间存在一种无法理解的独异性关系。他引入了“秘密”这一概念，认为责任来源于个体灵魂的自觉，而这种自觉是保守秘密的前提。德里达进一步将责任与秘密、独异性联系起来，提出责任总是发生在一种无法论证的独异性关系中。

德里达将上帝视为一般意义上的他者，泛化了上帝作为绝对他者的概念，并提出了“任何他者都是全然他异的”这一表述，力图将对上帝的信仰转变为对每一个他者的责任，从而将宗教改造为伦理学—哲学。同时，德里达建立了他者之间的排他性关系，并提出了一个根本的绝境：为了回应一个他者的呼唤，可能需要牺牲另一个他者。这种独异性关系揭示了西方社会政治和法律领域中普遍的“无责任”现象。

德里达还对“解构主义”进行了辩护，将其发展为一种现实—现世的关怀，强调解构总是事关对他者的政治创造。通过这些论述，德里达将亚伯拉罕与上帝之间的“秘密”扩展到了所有他者，包括动物、语言、国家等。他指出，所有负责任的决断都必定无法从知识中得出，而是源于一种非知识化、不可言说、无法论证的独异性关系。

此外，德里达还讨论了上帝、他者和自我的关系，引入了康德的自律思想，并重释了帕托裘卡对责任来源于内部的论述。他认为上帝可以内化为自我，成为自我内心的见证人，从而将上帝的一般他者化和内在化联系起来。德里达强调自我对自我的见证、监督和掌控，展现了他对上帝相对于自我的不对称性的独特处理。

最后，德里达回应了朗西埃对他的指责，强调他对他人的担责是出于一种主动性、自律性的要求，而非简单地服膺他者的第一性。他认为自我需要回应他者，这正是责任的起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者高于自我。通过这些分析，德里达展示了他如何将宗教概念世俗化，并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安置上帝相对于自我的不对称性，体现了他的独创性。

透视德里达的死亡诗学及其变易

德里达在《赠予死亡》中对死亡的诗学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死亡概念的双重内涵，包括赠予的单向性和生命消逝，以及赠予死亡的两层含义。他沿袭了海德格尔的观点，将死亡视为独异性和责任的基础，同时在《绝境》中对现代技术文明进行了批判，试图恢复独异性自我，使其成为责任主体。德里达还重点揭示了责任、决断的绝境，表达了对政治无责任的批判，但并不拒绝现实的伦理决断。他的死亡诗学包含了对生命的肯定和对如何生活的思考，探索死亡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生命。

德里达在《绝境》中对海德格尔的死亡观进行了质疑，试图解构人与动物的区分，重思“我的死亡”命题。他认为他者之死对自我的建构作用，使得死亡的向来属己性变得不再牢靠。在《持存》中，德里达通过引入“证言”来探讨死亡的分享问题，同时继续解构死亡的向来属己性。他的思想资源包括布朗肖的《灾异的书写》，强调死亡不是个体化的，必须借助传递才能体验。

德里达的死亡诗学与他的“伦理转向”和“神学转向”是同步的，虽然存在争议，但这些转向可以理解为论域的转移。德里达的死亡诗学博采众家，为反思现代性和构建责任主体提出了创见。同时，对死亡问题的关注也是20世纪法国理论的普遍特征，德里达的思想与其他理论家如布朗肖、南希、巴塔耶等的论述相互影响，展现了法国理论内部的共性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