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媒介性自1983年由汉森-洛夫提出,近二三十年国际人文研究出现跨媒介转向。北美比较文学领域受内部危机影响,鼓励跨艺术/跨媒介研究,关注文学与其他艺术关系。欧洲新媒介研究团队,尤其是德国、奥地利与北欧学者,推动跨媒介性研究。20世纪末瑞典创建国际跨媒介研究学会,促进国际研讨和学术出版。奥、德、加、英等国也成立跨媒介性专业期刊和研究机构。后理论时代文学研究界尝试以跨媒介性为工具,拓展跨学科文学批评。
跨媒介性是一个难以明确界定的概念,其定义和理解因学者而异。麦克卢汉将媒介定义为“人的延伸”,而基特勒和希贝尔则从技术哲学角度出发,将媒介视为信息与信号的文化技术。沃尔夫提出媒介是特别的交流方式,其特殊性来源于技术和制度渠道以及使用的符号学系统。拉杰夫斯基认为跨媒介性定义应基于目标与对象,避免产生多种界定。他提出了三种文学跨媒介性实践模式:媒介性迁移、媒介组合和跨媒介性指涉。沃尔夫还提出了超媒介性和再媒介化的概念。
跨媒介性与先前相关概念如跨艺术、互文性、跨文类和跨媒介有所区别。跨艺术关注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关系,互文性关注文本系统内的同质媒介性,跨文类关注文学作品的部分与整体关系,而跨媒介来自美国先锋艺术实践,强调艺术形式的融合。跨媒介性是一个历时性和共时性、符号和非符号、物质和观念、属性和行动、内部和外部、同质和异质、话语性和非话语性的概念,涉及媒介的生成和消亡。
跨媒介性在文学艺术生产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中成为凸显的泛文化现象,受到文学艺术内部和外部多重因素的影响。从古典时代与中世纪的逃离言词,到近现代的媒介自反性追求,再到后现代的崇高解构和后印刷时代的数字化虚拟现实构建,跨媒介性的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在古典时代与中世纪,媒介技术相对落后,跨媒介性的可能性受到制约。然而,古代东西方哲学、宗教及艺术中存在逃离言词的冲动,如佛教和道教的“廓而忘言”以及西方天主教特拉普派的缄口苦修。音乐成为文学逃离言词后的特殊艺术媒介,其声音性和非概念性区别于以语言和修辞为主要媒介的诗歌和戏剧。
近现代德国浪漫主义运动中,文学家与艺术家开始挑战言词的特权地位,使跨媒介意识走向全面自觉。浪漫主义音乐美学认为音乐是表达感情的直接语言,不受理性观念的束缚。复调音乐与弥撒仪式结合,成为唤起和再现宗教体验的重要媒介形式。叔本华宣称一切艺术的目标是让自身更像音乐。费希特的意志理论和谢林的无意识理论结合产生象征主义,认为象征性符号可用于表达文字无法企及的意义。
探讨了媒介的流转、演进与文学艺术的紧密联系,分析了数字媒体技术下图像霸权的形成及其对传统叙事文类和艺术的影响。讨论了文化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对跨媒介性未来的看法,强调了文学研究者应关注文学的动态开放性和媒介特定性。提出了跨媒介性文学研究与叙事学理论结合的新方向,以及“超媒介叙事”研究的重要性,旨在超越媒介二元比较,寻找不同媒介间的相关性,承认文学语言在符号交流层面的特质,避免文学在数字媒体时代变得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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