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探讨了约翰·多斯·帕索斯的创作理念及其在代表作《美国》中的体现，特别是对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和杜威关于新闻与公众在民主社会中角色的辩论的捕捉。多斯·帕索斯自视为“编年史家”，其作品常被归类为“文献小说”，但学界研究往往过于强调显性历史，忽略了作家对时代精神的微妙捕捉。《美国》虽未直接提及“李普曼—杜威之争”，但通过挪用新闻和描写新闻业，深入介入了这场论争。文章在梳理辩论背景和焦点的基础上，分析了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与论争的对应关系，揭示了多斯·帕索斯作为“编年史家”记录和介入时代的独特方式。

时代问题：新闻失真与“幻影公众”

深入探讨了李普曼和杜威关于新闻、民主和公众角色的争论，这场争论起源于李普曼1922年的著作《舆论》。李普曼认为新闻与真相是两回事，新闻的制作流程可以操纵信息，导致新闻媒体可能成为牟利的工具，对民主政治产生负面影响。杜威则在书评中批评李普曼对新闻的消极看法，但承认新闻在本质和实际运作中存在困难。两人的争论与20世纪初政治和媒介环境紧密相关，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宣传和新闻界限的模糊，以及威尔逊政府对民主理念的侵蚀。

在小说《美国》中，通过玛丽的新闻报道经历和赫斯特的报业发迹过程，展示了新闻失真和公众危机的具体表现。李普曼在《幻影公众》中进一步质疑公众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和合理性，将现代公民视为“坐在剧院后排的聋哑观众”，在公共事务中无足轻重。杜威则在书评和《公众及其问题》中坚持对公众判断的信心，认为公众是人类交往的结果，但面临组织和交流上的危机。

多斯·帕索斯通过小说人物之口，直接指出公众的“消失”，如拉斯穆森对威尔逊总统的担忧和对公众的忽视。章节最终指出，李普曼和杜威在新闻失真、民主困境和公众危机问题上达成共识，但在解决方案上存在分歧。多斯·帕索斯则通过小说形式，还原时代背景，追根溯源，准确切入论争核心，再现了两位思想家在思想上的尖锐对立。

两种方案：专家治国与参与式民主

探讨了李普曼和杜威在新闻和民主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和解决方案。李普曼主张发展独立的情报机构，由专业人士负责信息的搜集与发布，以科学客观的方式为政治和工业领域的代议制治理机制提供辅助。他认为民主问题的解决不在于让公众承担更多责任，而是应该让公民尽可能少地参与他们无法胜任的工作，只在危机时刻制衡专制力量。李普曼的这些观点成为公共关系理论的基石，并在小说《美国》中通过公共关系专家摩尔豪斯的形象得以体现。

杜威则反对专家治国的观点，认为民主要求的是一种更为彻底的教育，对公众的启蒙比对官员与领导者们的启蒙具有优先性。他认为新闻的意义在于作为一种交流方式，给读者提供参与思考的途径，通过点燃读者的情感和知觉，参与社会的发展。在《美国》中，一批献身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左翼人士体现了杜威所推崇的参与式民主。

然而，无论是李普曼的专家治国还是杜威的参与式民主，在《美国》中都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效。小说中的两组人物，无论是实践李普曼思想的摩尔豪斯，还是实践杜威思想的左翼人士，最终都陷入了难以摆脱的绝望。多斯·帕索斯在对时代进行敏锐捕捉的同时，显然加入了自己的思考，使整部小说染上一种挑衅的悲观主义色彩。

小说家言：“公众”危机的个人根源

深入探讨了李普曼和杜威在《美国》中对公众危机的不同理解和应对方式。李普曼认为专家的科学方法可以解决社会问题，而杜威则主张通过参与式民主和交流艺术来凝聚社会。然而，小说通过摩尔豪斯和左翼人士的故事，揭示了个人在面对道德和情感困境时的挣扎和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对个人和社会的深远影响。

摩尔豪斯在得知未婚妻的不忠后，面临道德和利益的抉择。他最终选择结婚，但这一决定使他失去了尊严和自我认同，陷入了怀疑和焦虑。这表明，即使专家在事业上取得成功，但如果忽视道德，也无法获得真正的满足和幸福。

左翼人士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往往牺牲个人情感和伦理道德。他们试图通过办报、演讲和游行来实践杜威的交流艺术，但由于情感缺失和道德关系裂隙，难以实现真正的群体沟通和共同体建设。这反映了杜威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在实践中的局限性。

多斯·帕索斯通过小说，对“李普曼—杜威之争”进行了独特的捕捉和反思。他认为，公众问题的根源在于个人内心的道德和情感危机，而非公共层面。只有当个人能够坚守道德和情感，才能形成具有集体意识的“公众”，实现民主和社会的进步。这种观点为理解李普曼和杜威的思想交锋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展现了文学记录时代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