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在公共空间大量建造雕像和纪念碑，纪念政治家、战争英雄等，形成“塑像狂热”时代。这些塑像传达国家实力、民族雄心，宣扬特定价值观，强化民众身份认同，美化殖民历史，维护帝国统治。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作品中批判了伦敦塑像激增现象，反对现代塑像使用过度装饰风格。美国学者吉莱斯皮研究了伍尔夫作品中的塑像叙事及其对等级制度的揶揄，但未能深入挖掘其塑像审美趣味背后的社会和个人动因，也未系统结合当时历史场景研究其作品中塑像叙事对王权、殖民、政体等议题的反思。伍尔夫在日记、随笔和小说中批判了19世纪的“塑像狂热”风潮，揶揄了塑像背后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话语，揭露了英国建造塑像的真实目的。

国王塑像与王权统治危机

深入探讨了英国国王塑像在国家与民族身份认同中的象征意义及其在王权统治危机中的作用。自查理一世以来，伦敦的国王塑像不仅掩饰了王权的割裂与纷争，还激发了民众的忠心。特别是维多利亚女王去世后，英国为纪念她而建造的维多利亚女王纪念碑，通过其宏伟的规模和象征意义，强化了民众的身份认同。然而，该纪念碑上的女王塑像也遭到了一些艺术家的批评，指责其设计师使伦敦变得丑陋。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作品中展现了对女王塑像的复杂情感，既维护国家统治秩序，又解构了女王塑像的神圣光环。在《达洛卫夫人》中，女王塑像对民众身份认同的形塑作用得到了体现，同时小说中的人物对王权统治流露出不满。《奥兰多》则从美学视角批判了维多利亚女王塑像，质疑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传统和王权统治。奥兰多的幻景揭示了王权背后的血腥战争和牺牲，以及对维多利亚时代文化遗产的质疑。

在《岁月》中，国王塑像在强化民众身份认同上的作用再次得到展现，但同时也流露出伍尔夫对王权的质疑。马丁对安妮女王塑像所代表的王权统治感到反感，并对当局压制正义与自由的权利表示批判。他对圣殿关纪念碑上的塑像也持批判态度，认为其与纪念碑的三角楣饰不搭配，揭露了当局利用国王塑像来美化国家历史和巩固王权统治秩序的图谋。通过这些作品，伍尔夫展现了国王塑像在王权统治危机中的复杂作用，以及她对维多利亚时代文化遗产与王权统治的批判意识。

军人塑像与殖民统治

探讨了19世纪英国如何通过在公共空间建立军人塑像来纪念殖民战争中的军事英雄，同时宣扬自律、爱国和牺牲精神，这些塑像也隐秘地灌输了这些价值观到民众的集体记忆中。特拉法加广场上的纳尔逊铜像、哈夫洛克将军和戈登将军的塑像等，都是英国殖民侵略战争的象征，激发了民众对英国身份的认同。然而，这些塑像也遭到了批评，被认为是美化殖民历史和巩固统治秩序的工具。伍尔夫在《达洛卫夫人》中通过人物彼得的视角，展现了塑像如何强化国家认同感，同时批判了塑像所象征的男权主义和帝国主义。此外，章节还讨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殖民地离心力的加剧和帝国博览会上威尔士王子的黄油塑像，这尊塑像试图构建英国与自治领的想象共同体，但伍尔夫在《温布利响雷声》中预感到这个共同体将会分崩离析，反映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危机。

政客塑像与政体沿革

通过19至20世纪英国国会大厦内政客塑像的设立，探讨了政体沿革与个人英雄主义的联系。文章指出，塑像传统起源于19世纪贵族时代，用以纪念政治精英的功绩，同时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个人权力和英雄主义的认同。伍尔夫在她的日记和随笔中批判了这种传统，认为它与民主时代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不符，且塑像无法真实反映政治人物的平凡本质。她观察到英国议会从贵族制向民主制的转变，如1832年的《改革法案》和1911年的《议会法》的通过，这些变革增强了中产阶级在政治中的影响力。伍尔夫还特别提到了首位工党籍首相麦克唐纳的上台，这标志着政治体制民主化的进步。她主张，随着小型独立塑像时代的结束，应建造象征民主政体的大厅或大型建筑物，而不是继续为政客竖立塑像。伍尔夫对理想民主社会的愿景是将民主政体与贵族的高尚品行相结合，同时她对当时英国民主社会的阶层分化问题和塑像狂热风潮持批判态度。文章最后指出，伍尔夫的愿景与当今西方国家的现实存在差距，而她对塑像的批判在当代仍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