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了卡夫卡在1922年11月29日写给好友布罗德的信中，要求销毁其所有手稿的意愿，以及布罗德违背这一意愿，将这些手稿公开出版的悖论。信中卡夫卡指定的几篇作品，他希望消失，但并不反对别人保存。学者们分析了卡夫卡焚毁手稿的动机，包括昆德拉认为的羞怯和恐惧，以及波利策将“遗嘱”视为文学文本和寓言中的悖论。卡夫卡的“遗嘱”不仅引发了对其个人隐私的讨论，也反映了对手稿存档行为和文学档案与共同体表征关系的思考。

档案建制与民族国家

通过卡夫卡的小说《城堡》中关于档案的描述，探讨了档案与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文章指出，档案室（Registratur）一词的词源可追溯至拉丁文，最初指代区域性的文件存储空间，如教堂或宫廷的档案室。到了19世纪，"档案室"被"档案馆"取代，后者指称国家层面的档案管理机构，承载着存储社会整体信息的功能。档案逐渐经历了从区域到国家的建制化过程。

文章分析了18世纪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的行政改革，规定行政管理中的沟通和决策都要有文字记录，大量公文被存入国家档案馆，试图为普鲁士这个新兴国家赋予一种历史深度。存档的材料中，历史被以叙事的方式建构起来，这种叙事的符号秩序在构建出的历史神话中获得先验维度，从而表征民族国家这个共同体的起源。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档案热病——一种弗洛伊德印象》中挖掘了"档案"的希腊语词源arché，指出这一概念同时具有"起源"和"行政机构"双重意义。这种双重意义将档案与共同体起源叙事的联系直接呈现了出来：保存在档案中的文字具有起源的意义，赋予档案保管机构一种文本阐释的权威和空间化的保管权力。

文学档案与共同体的关系体现在它所履行的一种预护功能上，即文学作品被有意识地、预防性地管理着。文学档案成为一种共同体的"存储记忆"，通过存档的文学遗产回溯性地建构起源，从而在几代人之间表征一个有着连续历史性的文化共同体。

卡夫卡在《城堡》中选择了近乎弃用的"档案室"这一概念，可以看作是对现代档案建制的共同体表征功能的质疑。卡夫卡对待档案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的文学作品中大量描绘了以文件沟通为基础的现代办公场景，对文件存档秩序有强烈欲望；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卡夫卡深入参与了现代办公管理的实践，其工作内容依赖于文件存档。

文章还提到，卡夫卡的日常工作是文件的存档与管理，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参观歌德档案馆、对德国文学档案馆发起人狄尔泰的评述，并在书信中表达了对文学手稿的处置意愿。这些片段可以勾勒出卡夫卡对文学存档行为的一般态度，一种不同于倡导者和同代其他作家的态度。

德语国家文学档案的建制化

深入探讨了德语国家文学档案的建制化过程及其对文学、民族意识和学科发展的影响。卡夫卡对文学存档行为的思考，与歌德、狄尔泰等人的存档实践紧密相连，反映了文学档案与共同体表征的密切关系。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语国家建立了第一批国家级文学档案馆，如歌德—席勒档案馆和德国国家文学档案馆，这些机构的建立标志着文学档案建制化的初步完成。

德国哲学家狄尔泰是文学档案建制化的主要推动者，他主张建立国家文学档案馆以保存作家手稿并进行科学研究，强调档案馆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狄尔泰认为，文学作品的生成史和作家精神的表达都与民族精神紧密相关，文学档案可以追溯民族精神的历史起源，表征民族共同体。

文学档案的建制化与德语语言文学学科的建立密切相关。19世纪末，德国大学成立了第一批德语语言文学院系，其研究对象和民族精神遗产的研究都与文学档案紧密相连。文学档案为学科提供研究材料，学科则为档案提供呈现方式，共同作用于民族意识的培育。

此外，文学档案的建制化也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和民族意识的塑造密切相关。19世纪以来，文学研究的对象从古典语文学转向民族文学，德语语言文学学科正是在这种民族意识背景下建立的。文学档案在民族精神的培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民族共同体的象征。

在媒介历史方面，文学档案的空前发展与书写范式的转变有关，如打字机的应用、存储媒介的发展等。这一时期，许多文人学者参与了文学遗产的档案保存，如黑塞和穆齐尔等，文学手稿的档案化管理在国家文学档案馆和德语语言文学学科中得以全面确立。

卡夫卡与歌德、狄尔泰的分歧

探讨了卡夫卡与歌德和狄尔泰在文学存档实践和文学阐释上的分歧。卡夫卡拒绝保存手稿，这与当时文学存档被广泛接受的背景形成鲜明对比。文章通过分析卡夫卡的日记和书信，揭示了他对文学档案与共同体关系的复杂态度。卡夫卡曾参观歌德档案馆，但更关注歌德的生活痕迹而非手稿。他对狄尔泰将歌德作品视为其主体精神见证的阐释思路表示抗拒，宁愿让文字在烈火中毁灭。卡夫卡与狄尔泰的分歧在于对文学档案建制化下文学阐释的不同态度，以及对作者身份的不同理解。卡夫卡拆解自己的作者身份，抵制从作家生命经验出发的文学解读，展现出一种现代态度。他通过日记写作的碎片化，消解同质的作者主体，与文学阐释学的真理诉求保持距离。卡夫卡的这种态度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后的结构主义运动中，与巴特、福柯和德里达等理论家反对主体性作者身份的观点相呼应。卡夫卡通过拒绝歌德式主体性作者身份，审视了文学档案建制化及其与共同体的表征关系，这正是他提出"小文学"构想的根源。

从档案的幽灵学走向一种“小文学”

深入探讨了文学档案在卡夫卡作品中的政治维度，以及他对文学档案与共同体起源叙事之间关系的反思。卡夫卡对文学档案的态度不仅关注个人作者身份和遗产处理，更触及文学档案所承载的共同体起源的表征。狄尔泰意义上的文学档案馆在保存作家手稿时，重构了“伟大作家不朽的理想形象”，却不可避免地陷入悖论，即民族共同体的作家精神只能通过文学档案的物质性来显现，而手稿的物质性必须被遗忘。德里达将这种张力称为“档案的幽灵”，揭示了档案馆的基本结构是幽灵性的，记录的是始终回溯到作家精神的书写痕迹。

卡夫卡在1922年致女友米连娜的信中，将写信视为一种与幽灵打交道的行动，暴露自己于贪婪等待着的幽灵面前。这表明卡夫卡对书信这种文字的物质性作为人类交流中介的怀疑。卡夫卡对档案的抵触，是对档案的精神与物质性之间悖论的反思，尤其在以共同体遗产保存为目标的文学档案建制中更为明显。

在信息化时代，共同体和文学遗产的地方性保存关系不再紧密，但文学档案仍未脱离古老叙事。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和德国国家文学档案馆关于卡夫卡手稿所有权的纠纷，反映了将卡夫卡归属于特定共同体的倾向，忽视了其文化异质性和语言多样性。卡夫卡焚毁手稿的“遗嘱”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试探，探寻文学遗产存档及共同体表征的可能性，而不陷入档案的幽灵性悖论。

卡夫卡于1911年提出“小文学”构想，将其比作“民族的日记写作”，与东欧犹太文学和意第绪语的反思相关。尽管“小文学”构想的严肃性有待考证，但它与卡夫卡对民族文学的思考直接相关。在“小文学”中，个人与共同体联系紧密，文学遗产不再是档案或某个作家的书写，而是不断变化的集体运动的痕迹。卡夫卡通过“小文学”的构想，发展出一种对待共同体文学遗产的方式，描绘了“小的”共同体形式。这种文学场所在卡夫卡那里呈现为“小文学”，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小形式”的写作，通过不断地修正和重写，让文学遗产成为一种始终临时的、不断再生的语言，旨在抵抗共同体在文学档案所表征的起源中成为一个固定的“作品”，并最终使文学遗产作为一个不断自我生成的文本保持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