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英国文人热衷于“大旅行”，艾迪生在意大利旅行中对古罗马纪念章产生兴趣，其游记《意大利札记》中频繁提及纪念章。艾迪生在法国期间对钱币学产生兴趣，完成悲剧《加图》初稿，纪念章与人物形象映照。回英国后，他撰写《纪念章功用》，称纪念章为“诗意的钱币”，探讨其价值。加梅和阿尔瓦雷斯分别研究了艾迪生作品中纪念章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创作中的运用。本文将探讨《意大利札记》中纪念章与文学创作和社会批评的关联。

记游中的“诗画互证”：纪念章的美学与考古价值

艾迪生在《意大利札记》中深入探讨了古代纪念章的美学与考古价值，将纪念章视为小型浮雕，其正面通常刻有帝王侧像，背面则展现其功绩的建筑与场景。文艺复兴时期，古币收藏成为精英阶层的嗜好，纪念章也成为国家形象传播的工具。艾迪生对钱币学的兴趣源于1699年的法国之行，他从法国博物学家菲科里尼那里获得对钱币学的认知，并研读了当时法国新出版的钱币学著作。

在游记中，艾迪生将对古罗马纪念章的观察与评论融入记游，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他不仅关注自然景观及风土人情，还对政治、经济、宗教现状等进行评述。艾迪生认为纪念章具有紧迫的审美价值，可以用来整饬公民社会的无序空间。他强调古典文学和币章研究的社会属性，关注纪念章在流通中的教化作用。

艾迪生在《纪念章功用》中提出，古币和诗文之间有很强的亲缘关系，币章学家和文学评论者的关系比世人想象得更为亲近。他通过“诗画共叙”和“诗画互证”的方式，将诗文与纪念章相互映照，形成奇妙的互动。艾迪生认为，纪念章上的视觉艺术比诗歌更为直观有力地提供信息，其带来的视觉美感激发了心灵想象，并唤起诗文记忆。

在《意大利札记》中，艾迪生通过纪念章图与古典诗词的互动，解释了诗画共叙、互证和对话。他以纪念章上的美惠女神像为例，展示了视觉艺术与诗歌的结合。艾迪生认为，纪念章对古代伟人的面容描摹比文字记载更为可靠，甚至能暗示他们的个性。同时，纪念章对历史人物的呈现不像文字那样容易被篡改。

艾迪生在游记中提到了奥斯蒂亚港、罗马建城神话、安东尼纪功柱等历史遗迹和纪念章，通过诗文和纪念章的互证，重现了这些历史遗址的往昔盛况。他还提到了纪念章在考古研究中的价值，如通过纪念章图像与雕塑并置赏玩，提供考古信息。

总之，艾迪生在《意大利札记》中通过“诗画互证”的方式，将纪念章与诗文、历史遗迹相结合，不仅激发了观者的审美直觉与丰富想象，更为历史与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

道德的理想国：纪念章的道德和政治功用

艾迪生在《意大利札记》中将古币和纪念章视为美德的载体，认为其价值在于社会伦理和政治功用的延伸。16世纪中期以来，古币图像被用于证史和象征美德，艾迪生在《纪念章功用》中为钱币学正名，强调纪念章是崇高与伟大的载体，传达对虔敬、秩序、美德、公正的赞颂。纪念章不仅是历史信息的提供者，也是教化公众、构建国家形象的政治宣传工具。古罗马皇帝通过纪功柱和凯旋门记录战功，而纪念章则以立体和接地气的方式呈现帝王美德。艾迪生在游记中描摹了典型的纪功类古罗马纪念章，如图拉真纪功柱和塞维鲁凯旋门，以及民间铸造的颂扬皇帝善行的纪念章。古罗马纪念章主题严肃，不会在铸币上出现不敬之语，而是溢美之词。纪念章过度美化帝王形象，但只要发挥道德启示和政治宣传作用便达到目的。

艾迪生认为纪念章在流通过程中才能发挥道德指引和政治宣传的功用。他建议恢复纪念章作为流通货币，使其起到教化普罗大众的功用。然而，这种努力并未成功。纪念章在艾迪生时代蕴含了政治符码，如“光荣革命”前后的纪念章设计利用道德谴责、嘲笑和戏仿的方法来诋毁法国，塑造威廉和路易十四的形象。在英国国内，纪念章也是表达政治思想的符号。艾迪生认为纪念章进入公共领域，参与贸易金融活动，符合辉格党政治目标，可以使政客们摆脱党派之争，为国家荣誉服务。安妮女王登基时，皇家造币厂厂长牛顿设计铸造了带有辉格党文化标志的登基纪念章，旨在促使两党弥合裂隙；乔治一世登基后，艾迪生帮牛顿设计纪念章，赞颂新帝，希望他成为公正和自由的维护者，使英国走向团结和繁荣。

旧币除锈：英国的“罗马类比”

艾迪生在《意大利札记》中通过古代纪念章探讨了古罗马文明的保存与复兴。他认为纪念章是历史的缩影，比建筑和塑像更能长久保存，具有永恒的纪念价值。艾迪生描述了古币上锈迹的重要性，认为它能够重现失落的文明。他通过“旧币除锈”的隐喻，表达了对陷落文明的复生希望。在《罗马》和《罗马周边城镇》两章中，艾迪生寻访了罗马古物和周边古城，表达了对文明失落的惋叹和以古鉴今的希望。

艾迪生在台伯河口，激情满怀地踏入罗马，古典诗文和纪念章上的古代建筑令他唏嘘不已。他发现罗马乡野一片残败，曾经的繁华已荡然无存。艾迪生在古城遗址中凭吊逝去的繁华，在古战场旁聆听战马嘶鸣。他寻访那不勒斯后，沿着维吉尔的行程从海路进入罗马，开始考古之旅，希望重构古罗马帝国的辉煌。但发现被誉为“永恒之城”的罗马无法真正永恒，文明古都的败落有多种原因。

艾迪生在《意大利来鸿》中表达了对古罗马文明衰颓的哀叹，希望以意大利经验启迪英国读者。他认为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重商主义、新教伦理是文明复兴的希望。艾迪生参与辉格党政治活动，通过杂文创作参与新教道德改革，谋求社会平衡。他在英国的重商传统和工业革命准备中寻找支撑，肯定了英国新教伦理对国家发展的积极意义。

18世纪英国迎来古典主义复兴，英国人自比“新奥古斯都人”，推崇古典文学道德模式，欲在不列颠重现古罗马盛世。这种“罗马类比”的信心维持到19世纪。蒲伯在诗中回应艾迪生，惋叹古罗马文明陷落，认为古币与古典诗文互相滋养，象征性地拂去灰尘，使罗马荣耀在思想中复生。这代表了迎接“新奥古斯都时代”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