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加拿大文学批评经历了显著的转变，从早期受英美影响的民族性探讨，到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趋势。2005年温哥华大会提出“跨加拿大文学”概念，结合后殖民理论与加拿大批评方法，推动文学研究的动态发展。《跨加文学》一书集结了加拿大文学研究专家，通过拆解传统观念，探讨文学产生的条件和习语，关注历史、意识形态、经济、体制、种族化等与文学的复杂关系。书中提出本土化、全球化和公民身份的新概念，引起学术界共鸣，推动“跨加文学”理论化发展。

对体制化研究的思考

深入探讨了加拿大文学批评在21世纪的新趋向，特别是对文学体制化研究的反思。文章指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民族国家的职能和民族文学概念正在经历转变。加拿大文学体制如何适应时代发展，成为文学批评者关注的焦点。学者们在《跨加文学》中对加拿大文学体制进行了批判性考察，分析了其与国家话语的关系。

布莱登在《学科的变形》中提出，加拿大研究是冷战及帝国主义的产物，文学研究需重新思考开端，质疑象征性秩序。她认为，将加拿大文学视为体制有助于其延续和发展，但研究者需理解体制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及其限制。马图尔在《跨亚种族》中指出加拿大文学体制的僵化问题，反对文学中的"明星体系"，强调培养创造性和批判性实践的重要性。

文学评论家古德在《革命》中探讨了塑造加拿大文学的排他性力量，批评"明星体系"导致文学机构的自我再生产，造成作品同质化。他指出，期刊和文学奖体系期望评论不带有批评或争论性质，加剧了问题。古德的论文在社交网络媒体和非学术文学杂志上引发广泛讨论。

2018年出版的《拒绝：废墟中的加拿大文学》进一步突出了加拿大文学体制中的问题，如厌女、性别歧视、种族主义等。书中的作家和学者以不同形式贡献了对体制的批判。从学者们的争论可见，虽然文学体制曾促进加拿大文学的发展，但在全球化和后民族观念的冲击下，体制对文学研究产生了限制，束缚了文学的多元化进程，值得深思。

全球化浪潮下的公民身份探索

深入探讨了21世纪加拿大文学批评中公民身份的全球化探索。随着民族意识的减弱和全球及地方意识的加强，加拿大文学研究领域和加拿大想象中对种族身份平等的斗争持续不断，合法的公民身份成为当代正义问题的核心。坎布莱利在《改变现状：加拿大多元文化文学》中强调了20世纪90年代对文化差异认识的新开端，即理解不同身份在加拿大的融合与对话。进入21世纪，加拿大文化和多元文化的多样化处理方法仍是身份问题的核心。

Andrew Chuang认为，随着种族混杂的加速，加拿大可能进入后多元文化主义时代，需要灵活的多元文化政策以适应边界的模糊。米奇提出需要广泛修订加拿大文学论述，以找到对话和融合的新空间。《跨加文学》从后民族和跨国角度审视加拿大文化遗产，强调文学对国家特性的异议和超越。编者主张正视全球化影响下的民族、跨文化和后殖民习语，将公民身份作为关键术语。

布莱登在《学科的变形》中质疑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些术语，提出重新思考加拿大文学的必要性，建议超越旧式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走向多尺度的地方观。他支持特纳将公民身份视为一系列实践，形成资源向个人和群体流动的观点，并认为公民身份应是多层次的，不应与行使监管权的机构分开。

周（Lily Cho）针对加拿大的多族裔特性，提出流散公民身份的概念，认为流散与公民身份之间存在辩证的紧张关系。她建议利用流散公民身份来思考民族文学的纠葛，将其视为了解加拿大文学矛盾和可能性的模式。莫耶斯通过文本细读，提出基于“个体”的公民身份理念，探讨了“世界主义”的矛盾和局限性。

沃尔科特指出，多元文化主义为重新思考民族和国家归属问题提供了机会，他创立的《新黎明：加拿大黑人研究杂志》致力于生产关于加拿大黑人的各种形式的知识。这些探讨反映了加拿大学者对全球化语境下公民的利益和归属问题的深入思考，强调全球化与本土性的二元共存和双向互动，以创建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对公民身份的探索是一个持续性的动态建构过程，需要不断的创作和交流来取得进步。

超民族批评转向中的民族话语回归

探讨了21世纪加拿大文学批评中民族话语的回归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超民族主义对文学和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全球化和资本的加速使得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受到质疑。哈特和内格里在《帝国》中提出民族国家不再被视为最高主权当局，戈达尔德也指出文学不再表达领土，而是陷入经济主导权的斗争。然而，随着超民族批评的兴起，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民族在文学研究中的地位。

多布森在《超民族的加拿大》中探讨了全球化时代加拿大文学的新问题，认为超民族方法论是应对全球化体系的一种手段。其他学者通过流散研究、全球化探索和加拿大黑人文学批评等途径，对加拿大文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审视。同时，世界主义、全球主义和行星批评等新的批评方法在加拿大文学批评中大行其道。

然而，当代全球化并未使民族在文学研究中变得无关紧要。舒格斯指出，全球化的修辞掩盖了对加拿大民族身份和后殖民身份的潜在焦虑。布莱尔等人认识到民族在全球化中的继续存在，是继续利用民族作为参与文学的方式的令人信服的理由。达里亚斯-博特尔认为，民族在质疑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同时，仍是一股挥之不去的力量。

特雷姆布雷主张回归地方，反对资本的全球空间精神的转变。一些采用超民族转向的专著也始终绕不开民族话题，明确了民族的重要性。学者们提醒人们不要在全球化著作中将民族误认为是国家的同义词，也不要试图用国家来诠释民族。

尽管社会、经济、媒体和政治环境不断变化，对民族的研究依然是重中之重。从加拿大广播公司的“全民读好书”到吉勒文学奖等，明确的民族术语将继续被用来界定文学的接受和传播。国家资助和研究项目也鼓励新兴学者致力于想象加拿大的未来，优先将民族作为人文研究的框架。

在加拿大文学语境中，超民族批评并非将文学研究从民族框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是在民族框架内形成的产物。超民族批评转向中的民族批评话语回归表明民族是一个基本的关注点，需要在全球化时代认真加以审视。学者们针对体制在加拿大文学研究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思考，意识到对文化和种族差异的认识是加拿大多元文化史上不可回避的一面。

在全球化时代，如何促进不同身份的族裔在加拿大境内的融合与对话，如何重新定位差异的边界，需要更为多样化的处理方式。学者们开始反思超民族方法论是否可以作为应对全球化体系的一种手段。关于“跨加文学”的多元声音是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们汇聚在一起，从广泛的角度，以多种方式去解读加拿大文学的性质，探寻理论和批评如何改变了思考文学、历史和民族的语境，并探究加拿大文学批评持续建构、质疑、重新评价和重建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