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了澳大利亚文学作为英语文学的一部分，其独特的文化身份和历史背景。探讨了澳大利亚文学中的跨界挣扎和跨文化写作现象，包括“金迪沃罗巴克”、“愤怒的企鹅”等文学运动，以及“白澳”政策和多元文化政策对文学的影响。分析了不同文化在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地位和对立统一关系，以及这些现象背后的民族心理、性格和精神图谱的变化。旨在揭示跨界挣扎和跨文化写作的本质特征和根源。

澳大利亚文学中的“跨界挣扎”

深入探讨了澳大利亚文学中的“跨界挣扎”，揭示了澳大利亚文化在民族性与世界性、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摇摆与冲突。澳大利亚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多元文化，其发展经历了从土著文化到英国殖民文化，再到20世纪70年代的多元文化政策的演变。这种文化杂糅性导致了澳大利亚在文化身份建构上的挣扎与不安。

19世纪90年代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运动是文学中第一次跨界指向民族性的体现。这一时期，澳大利亚人开始追求民族独立，文学作品开始展现澳大利亚独特的民族风格和精神。然而，即便是民族文学的奠基人劳森，也表现出对澳大利亚文化缺乏自信，这反映了澳大利亚在寻求独立的同时，难以割舍对英国或欧洲文化的依赖。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澳大利亚文学中的第二次跨界挣扎体现在“金迪沃罗巴克”诗歌运动和“愤怒的企鹅”运动的对立中。前者强调本土性，后者则试图引入欧洲现代主义。这场争论反映了澳大利亚人在建构文化身份时的焦虑，既想展现本土文化的独特性，又渴望融入世界文化潮流。

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全面转向美国，美国文化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力日益提升。然而，在知识精英阶层，尤其是文化和文学界，澳大利亚依然挣扎于与英国文化的纠葛之中，同时对美国化现象也保持着警惕。这一时期的文学争论，如利维斯主义和新批评论战，是澳大利亚文学本土化和国际化纷争的延续。

1973年，澳大利亚现代主义文学巨匠怀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不仅提高了澳大利亚人的文化自信，而且极大地改变了澳大利亚本土化和国际化的文化生态和走向。怀特的作品以澳大利亚为背景，反映了现代人的孤独、失落和苦闷，这种看似具有民族性和地方性的故事，实际上反映了普遍性和世界性主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社会文化走向国际化的另一个标志是对亚洲文化的拥抱。随着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澳大利亚开始认识到与亚洲开展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新移民政策的推出改变了人口结构，亚裔文化逐渐成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元。

澳大利亚文化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的演变，显示出澳大利亚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三A文化帝国到五A文化共同体的转变标志着时代和社会的进步。尽管这个共同体依然存在强势与弱势、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甚至存在尖锐的矛盾与冲突，但基本上反映了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总体样态。澳大利亚在文化中的挣扎本质上与其建构文化身份密切相关，更与其国内民族主义的思潮密切相关。这种循环往复的状态既是澳大利亚社会文化的独特现象，也与世界工业化进程不无关系。

澳大利亚文学中的跨文化写作

跨文化写作作为全球文学现象，在澳大利亚文学中具有独特性和多样性，反映了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演变和世界现代化进程。澳大利亚文学的跨文化写作不仅展现了民族心理和精神的艺术表征，也投射了澳大利亚与英国、美国、亚洲等国家错综复杂的关系。从澳大利亚建国前后到二战结束，现实主义文学占主导，但跨文化写作传统始终存在。二战后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大利亚变得更加开放、包容和自信，跨文化写作得到繁荣发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澳大利亚反思殖民历史，民族和解运动兴起，跨文化写作成果显著。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跨文化写作主体、内容更加多元化和国际化，突出亚洲意象和全球视野。

澳大利亚文学中的跨文化写作经历了三次社会文化转型的影响。第一次转型期是建国前后到二战结束，现实主义文学占主导，但跨文化写作传统始终存在。第二次转型期是二战后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大利亚变得更加开放、包容和自信，跨文化写作得到繁荣发展。第三次转型期是21世纪至今，澳大利亚积极调整内外政策，跨文化写作主体更加多元，内容更加国际化。

澳大利亚文学中的跨文化写作反映了民族性与世界性、本土化与国际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和弥合。澳大利亚远离欧美文化、被亚洲文化所包围，对英美文化既爱又恨，对亚洲文化欲迎还拒。跨文化写作对这一独特现象进行了文学表征，是澳大利亚从丛林社会演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缩影。写作视野和内容从聚焦欧美到关注亚洲等更多地区的趋向，是澳大利亚跨文化写作真正走向全球的标志，为世界文化多样性和交流互鉴增添了一抹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