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罗的《天秤星座》通过肯尼迪遇刺事件探讨了媒介时代资本权力与大众间的复杂关系，而非揭示事件真相。小说在官方与民间论断间重新布局，展现了后现代主体性。学界对奥斯瓦尔德政治能动性的探讨忽略了他与肯尼迪间的密切关联。从媒介文化政治视角考察两者关系，可更准确把握奥斯瓦尔德的主体位置，提炼德里罗对当代媒介文化的政治介入与批判。奥斯瓦尔德与媒介的高频率互动，以及20世纪60年代美国媒介文化的兴盛，使他成为阐释文本符号的关键。文化被视为持续生产意义的过程，意义生成是文本符号阐释的结果。本文将从文化政治视角观照《天秤星座》，以肯尼迪—奥斯瓦尔德的"双生"关系为主线，揭示媒介意识形态在文本符号层面实现权力操控的限制性，考察小说中以奥斯瓦尔德为代表的大众如何从媒介意识形态的掌控中夺取权力，建构大众文化微观政治的可能。

电视总统的“秘密”：媒介意识形态运作的符号逻辑

探讨了文本概念的演变，从最初的文字书写扩展到文化语境中的符号和符码。巴特将文本定义为语言的开放性和自主性，而菲斯克则将文本视为文化符号的载体，强调大众在消费文化产品时也在消费其文化意义。德里罗的《天秤星座》通过肯尼迪遇刺案的历史背景，揭示了电视文化如何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和操纵大众的工具。肯尼迪作为“第一位电视总统”，利用其电视形象吸引大众，实现意识形态的隐性控制。菲斯克认为，明星形象和其他文化产品一样，是能指与所指构成的表意符号。德里罗的小说展示了肯尼迪如何通过电视形象与政治理念的结合，形成特定的对应关系，实现资本主义媒介意识形态的政治意图。电视总统形象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流通、消费线上的文化产品之一，通过电视实现意识形态的全方位渗透。福柯的“空间的权力化”理论被用来解释电视如何将私人空间转化为规训性权力的空间网络，实现对大众的隐性操控。《天秤星座》通过奥斯瓦尔德母子看电视的场景，展示了权力主体如何以隐微方式进行日常形式的意识形态控制。文本的开放力与封闭力并存，肯尼迪需要把握尺度以维护资本主义媒介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而大众的解读一旦偏离优先意义，就可能产生对资本权力主体的挑战。德里罗将“天秤星座”作为小说题目，意在影射肯尼迪和奥斯瓦尔德之间规训与反抗的辩证张力，以及两者关系中的微妙平衡。奥斯瓦尔德代表了与资本主义宰制体系对立的大众，他在对电视总统形象的阐释与意义生产中冲破规训权力的藩篱，与肯尼迪预设的“取向性意义”产生偏离。尽管肯尼迪通过构建电视形象与政治立场的关联实现意识形态掌控，但也暴露了电视形象原本偏向的意义所具有的脆弱性、限制性和弱点，为大众提供了意义生产与争夺的文本场域。

“零”的僭越：大众的符号式抵抗策略

德里罗在《天秤星座》中探讨了大众的符号式抵抗潜质，揭示了大众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夺取符号权力的能力。小说通过奥斯瓦尔德对肯尼迪电视形象的颠覆性阐释，展现了大众对资本主义媒介意识形态的僭越与抵抗。奥斯瓦尔德虽属于被社会抛弃的“零”，却拥有抗衡主流权力话语的潜质。他通过改写文本符号，对肯尼迪的媒介形象进行生产性拼贴，展现了大众的创造性与主体性。奥斯瓦尔德的个人英雄主义和对肯尼迪光环的极端崇拜，超出了资本主义媒介意识形态的控制预期，成为一种抵制与颠覆的效果。小说还展示了奥斯瓦尔德如何搜集和利用媒介信息，成为能动的个人玩家。他并未真正想置肯尼迪于死地，而是想达到政治目的。奥斯瓦尔德被阴谋小组指认为杀害总统的替罪羊，但他利用这一指控，为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造势，成为利用宰制体制资源生产自身文化的践行者。

“零”或“两重身”：大众符号权力与微观政治

探讨了德里罗《天秤星座》中，以奥斯威尔德为代表的大众如何通过戏仿等文化反堵战术挑战主流叙事权威，建构被压迫者的大众文化微观政治。奥斯威尔德的“刺杀罪行”使他的面孔在电视上反复播放，成为与肯尼迪相对的“双生”形象，体现了社会底层对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国民偶像的戏仿。奥斯威尔德的死亡并未消解其主体性，反而通过电视循环播放成为文化符号，激发观众对边缘他者的伦理责任与社会正义。奥斯威尔德的荧幕形象不仅抵抗官方话语，还启发观众反思暴力逻辑，成为连接亚文化人群、结成秘密共同体的有效符号。德里罗通过奥斯威尔德的形象，揭示了资本主义媒介意识形态操控的漏洞，彰显了大众能动的反抗意识与抵抗潜能。同时，章节也指出符号式抵抗策略的弊端，可能超过抵抗限度发展成恐怖主义行为。德里罗在《天秤星座》中成功塑造了反抗的奥斯威尔德形象，完成了对权力的僭越，发出了资本主义媒介意识形态体系下大众底层的声音，宣扬了基于日常生活实践的大众式变革与微观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