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了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凯末尔采取的全盘西化改革措施，导致土耳其在社会文化和身份认同上全面向西方看齐，同时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将奥斯曼帝国视为负资产，采取“去奥斯曼”措施。这种长期的“去奥斯曼化”使土耳其在身份认同上处于失根状态，并未真正被欧洲接纳，打击了土耳其的自信心。凯末尔去世后，土耳其开始改变“去奥斯曼”的做法，尝试找回奥斯曼帝国的形象。20世纪后期，历史教科书修改，“奥斯曼”和“土耳其”逐渐混同使用。厄扎尔时期，“新奥斯曼主义”开始形成，强调奥斯曼—伊斯兰文化遗产。埃尔多安执政后，“新奥斯曼主义”成为核心意识形态，对土耳其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建筑、家具、时尚、饮食等开始复兴，激发民众对奥斯曼帝国的自豪感，重塑土耳其人的自我身份认同。“新奥斯曼主义”思潮在土耳其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生活诸方面表现显著，也在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具有显著的“新奥斯曼主义”色彩，全书以“红”为象征意象，表达了对奥斯曼帝国的无尽缅怀之情，紧扣“新奥斯曼主义”思潮在土耳其的兴盛。

蒙古墨水瓶：民族渊源之“红”与“向东看”

小说《我的名字叫红》通过蒙古墨水瓶这一象征物，展现了奥斯曼帝国的起源和历史。墨水瓶的红色直接指向奥斯曼帝国的起源，象征着奥斯曼人的民族崛起和壮大。红色不仅是奥斯曼帝国的标志，还隐含了对中华文明的指代，因为这种红色源自中国。小说中，中国绘画艺术对伊斯兰细密画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被视为艺术之源。作者帕慕克通过小说表达了对强盛奥斯曼帝国的缅怀和对“向东看”的渴望。小说中，奥斯曼大师和姨父这两位艺术家的褒贬情感倾向明显，坚守传统文化的奥斯曼大师被赋予“奥斯曼”这一名字，而主张效法威尼斯画派的姨父则没有名字。姨父被凶手用蒙古墨水瓶砸烂脑袋，红墨水覆盖了他的头部，象征着“新奥斯曼主义”思潮在土耳其身份认同上的“向东看”之转向。

“黑”与“红”的辩证统一：统摄与主宰

小说《我的名字叫红》通过“黑”与“红”的辩证统一关系探讨了宗教、艺术与文化传统。小说中“红”不仅是点缀，而是与“黑”形成深刻联系，共同构成小说的隐秘中心。“红”象征着创造力和主宰力，与造物主创世的宗教学说相联系，而“黑”则代表统摄性和强大能量。小说通过细密画艺术的描写，将“红”与造物主创造世界的过程相联系，展现了“红”的创世学说。同时，小说通过细密画大师们的失明命运，阐释了“红”与“黑”的辩证关系，失明被视为进入“高贵的黑暗”，超脱尘世纷扰，画出更纯粹的画作。细密画大师们为坚守传统风格而刺瞎双眼，展现了“红”与“黑”的统一。小说中“红”与“黑”的辩证统一不仅是核心哲学理念，也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对异己文化的不屈。

暗藏玄机的十幅画作：“中心”之“红”

小说《我的名字叫红》通过纪念伊斯兰千禧年的图册，展现了奥斯曼帝国的全景。姨父委托细密画画家秘密绘制十幅画，其中九幅在咖啡馆通过说书人讲述故事，第十幅为苏丹陛下的肖像。这些画作不仅是插图，还蕴含了作者帕慕克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辩证认知和对奥斯曼帝国“中心”情结的深刻思考。九幅画以“我的名字叫红”为中心，强调红色颜料的制作过程、盲人感知和创造性特征，揭示“红”作为位置和本质意义上的中心，是小说的核心。围绕“红”，帕慕克展开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思辨，最终归结于对“中心”位置的眷恋。例如，“我是一棵树”展现了现代土耳其失根境遇的象征，而“我是一个女人”则隐含对“中心”位置的渴望。说书人被杀象征奥斯曼帝国“中心地位”的陨落。帕慕克认为土耳其应结合东西方文化，重回“中心”。苏丹陛下的肖像与“我的名字叫红”暗相对应，彰显帝国苏丹与中心位置的对应关系。小说通过中心点之“红”与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对应关系，揭示出帝国“全景”的内涵，昭示“中心”的内在意蕴。

苏丹的宝库与“帝国”之“红”

通过分析《我的名字叫红》中苏丹宝库的描绘，探讨了“新奥斯曼主义”在文学中的表达。宝库中的物品象征着奥斯曼帝国的强盛，红色代表征服与扩张。小说通过宝库中的细密画图册，展现了奥斯曼帝国的辉煌历史。宝库的黑暗与红色，分别象征统摄性的强大和创造性的强大。帕慕克通过小说，唤起土耳其人对奥斯曼帝国的记忆，反映了土耳其精英阶层对帝国辉煌的怀念。同时，帕慕克批判了土耳其全面西化导致的文化身份丧失。亨廷顿认为土耳其应放弃加入西方，恢复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帕慕克在《黑书》中呼吁土耳其“向东看”，追寻民族身份。《我的名字叫红》通过“红”与“黑”的辩证统一，再现奥斯曼帝国的荣光，是“新奥斯曼主义”在文学中的体现。帕慕克表达了对被遗忘历史的哀伤，以及对奥斯曼帝国传统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