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了美国和新西兰文学在后殖民语境中的相互影响与比较，特别是美国黑人文学和新西兰毛利文学的发展及其在民族身份构建中的作用。美国黑人文学从18世纪的自传到莫里森获诺贝尔文学奖，展现了黑人民族身份的塑造。毛利文艺复兴则推动了新西兰的双文化转向，毛利作家如格雷斯通过结合口述传统和西方文学，重新诠释毛利民族身份。莫里森和格雷斯的作品都清算了殖民主义的负面遗产，其获得西方文学大奖可能反映了文化霸权的收编，但也是少数族裔争取政治文化认可的体现。通过比较两位作家的代表作，可以深入理解美国黑人与新西兰毛利人在去殖民化过程中的共同经验，以及后殖民民族身份构建的多样性和主体性活力。

血缘叙事中的创伤幽灵

深入探讨了后殖民书写中对殖民主义创伤的重构性话语，以及这种话语与社会主流话语的辩争。通过分析《宠儿》和《无眼宝贝》两部小说，指出后殖民幽灵在表达历史正义方面的寓言化话语策略，同时强调了对历史的简单抽象可能导致的认识论和本体论问题。章节还讨论了西方文化中追寻恒常在场的执念，以及去殖民经验表达在超越这一执念方面的努力。

《宠儿》通过讲述前女黑奴塞丝的故事，展示了个体如何通过在场化的方式弥补过往创伤。塞丝杀死自己女儿的行为，以及后来对“宠儿”的溺爱，反映了她试图将受到伤害的人事情状再度在场化以求纠正、补偿或安慰的冲动。然而，这种冲动导致她的生活陷入僵局，社会属性消退。

《无眼宝贝》则聚焦于毛利人试图将过往接续入当下时所面临的艰难。小说通过肖恩和忒帕尼雅的车祸、胎儿的尸检事件，以及毛利部族在索回祖先埋骨之地时的纠葛，揭示了后殖民国家中少数族群文化传统在程序正义中的虚无。血缘传承在重构国家建制的去殖民文化话语权力方面的无力，使得血缘叙事成为少数族裔构建主体身份时既迫切表达、又不断被迫私人化或小团体化的领域。

此外，章节还引用了海德格尔的观点，分析了现代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在《无眼宝贝》所展示的社会语境中，如何通过客观化表象的要求取消了当下毛利人遭遇在场者的公共有效性。这种现代性是殖民主义的后果之一，导致文化自尊的创伤在缺失感中发酵为私人或小团体的幽怨。小说中，族群内的创伤感沿着亲缘网络弥漫，幽怨情绪被塔维拉敏感地接收和加工，进一步强化了对已死姐姐的幽灵化存在的感知。

在场的身体以及二元对立

深入探讨了《宠儿》和《无眼宝贝》中殖民主义对少数族裔身体和身份认同的影响。殖民主义通过种族歧视将被殖民族裔的身体与负面意义关联，而两部小说展示了身体去殖民化的复杂性，并非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宠儿》中，加纳先生去世后，学校教师和学生以残暴手段接管农场，用理性话语为非人化黑奴辩护，体现了殖民逻辑的自洽。种族主义的二元对立结构使理性被滥用为区分人我、善恶、文明与野蛮的标准。殖民者以理性话语辩护的实践，建立在对黑奴身体的侮辱和残害之上。

黑人对殖民理性的反抗和挣脱，应涵盖对种族在场肉身的肯定和辩护。然而，小说显示，正向维护黑人身体种族性在增强自尊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对肉身的偏执。塞丝的杀婴行为暗示了自由或奴役等同于可生与应死，忽视了身体属性与主体生存之间的区别。黑人曾沦为商品化意识形态下的物品，塞丝对女儿生命的褫夺显示出与奴隶主处置黑奴身体类似的逻辑，反映了殖民主义逻辑的内化。

塞丝的婆婆萨格斯布道强调热爱肉体和心灵，但目睹儿媳杀婴后，她自己却因对颜色的渴望而痛苦。这表明黑人难以通过认同身体构建康健的主体性，因为这种主体构建策略是针对种族苦难的应激反应，难以应对黑人自身的罪恶。

与美国非裔不同，新西兰毛利人未沦为奴隶，但毛利人的身体作为殖民—去殖民历史转折的承载场域，体现了文化表征层面的冲突。《无眼宝贝》中，瑞蕊珮媞因不会说英语而遭受老师惩罚，最终因病死去。阿尔都塞指出，质询过程中的具身性在殖民语境中意味深长，因为被殖民者的身体本身是接受主流意识形态质询的障碍。

毛利人对殖民者的语言文化并非一味拒斥，但强制性文化同化意味着外部世界与血缘亲情对立，对幼小者甚至致病致死。文化与身体之间既联系又非绑定的关系意味着，去殖民努力难以完全建基于种族性身体。肖恩的迷惘反映了缺少民族文化传统的滋养，人种学特征难以为个体提供民族身份认同的支撑。

后殖民文化杂糅促进了跨种族交流，但也使毛利人的去殖民动机显得需要自证。毛利人索回祖先骸骨的抗议被视为冒犯，一些白人质疑毛利人和白人的关系。毛利人声称山上的毛利骸骨因基因价值被觊觎，但不得不解释当代毛利人的基因已不纯粹。这种文化和身体的双重杂糅显示，身份认同上的去殖民绝难等同于对殖民主义种族逻辑的简单扭转，而是一个有待生成和再确认的过程。

作为“有”的民族身份构建

深入探讨了去殖民化过程中个体民族身份认同的构建问题，分析了《宠儿》与《无眼宝贝》两部小说中民族身份认同建构的异同。《宠儿》中，美国黑人民族身份认同的构建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塞丝与宠儿的关系展示了个体在后奴隶制时期对自我主体性的探索。丹芙的行动和对父亲的认同意识体现了个体身份认同的形成源于与异己的协作。小说通过黑人社群的合力驱魔，展现了黑人共同身份感的形成，以及对奴隶制创伤的集体疗愈。《无眼宝贝》则描绘了毛利人群体的创伤感如何通过家族和亲友的感知与传达，被幼小的塔维拉内化，并在他的艺术创作中得到表达。塔维拉的成长历程体现了个体在民族身份认同中的求真、求新探索，以及对殖民历史、族群文化、人际关系的超越，面向未来的主体性表达。两部小说都强调了个体在民族身份认同建构中的主体性，以及与群体的互动和协作。

“民族性”与共存之道

探讨了殖民与去殖民过程中的民族身份构建，指出殖民者通过叙事确立主体身份，而殖民化导致被殖民者他者化。去殖民则是对殖民的反拨，美国黑人和新西兰毛利人在构建主体身份时，面对普遍主义社会框架，展现出对特殊创伤经验的坚忍超越和对民族身份拓展的意愿。《宠儿》和《无眼宝贝》以白人殖民主义为背景，描绘了美国黑人和毛利个体在人际联结中克服创伤的路径。小说叙事作为个体经验与社会景象的联结，寓托着对民族性的探寻和捕捉。阿伦特认为抽象的人权概念是脆弱的，而基于民族性的民族身份则是对抽象人权的具体支撑。毛利人保留宗族网络和语言文化传统，发展泛毛利民族意识；美国黑人则在祖先传统被剥夺的情况下，将民族性建筑于共通的痛苦和承担之上。后殖民社会中，少数族群成员在普遍主义政治框架和资本主义经济下，体验到作为群体中分化个体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成为探索民族身份新表达的催化剂。个体在对历史创伤的个性化解读和文化传统的取舍中，创造性地构建民族身份认同。两部小说暗示，健康的后殖民身份认同应是不忘过往、重审过往、面向未来的开放共存姿态，与原殖民者和所有他者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