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物质主义自21世纪初以来,成为跨学科的理论潮流,影响哲学、文学、地理学等多个领域。它是一个异质化的理论空间,涵盖重新思考人与物质世界关系的新话语,如物论、新活力论等。新物质主义拒绝二元论思维,关注被边缘化的客体,开辟非人类中心主义研究路径,重塑人类与非人类、有生命与无生命、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尽管哈曼等学者拒绝被归类为新物质主义,但其物导向本体论仍被纳入其中,因其引领了后结构主义之后的批评转向。21世纪的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环境危机等现实挑战促使新物质主义应运而生,提供了新的理论模型帮助人类重新解释物质世界。新物质主义突破传统物质主义理论僵局,是现实挑战倒逼出现的理论转型。自2010年在学术界立足以来,新物质主义已成为西方人文社科领域活跃的理论思潮,影响力外溢至更多学科。它融合多学科理论话语,为文学批评提供丰富资源,塑造了物质生态批评等新批评空间。我国文学批评界也出现物转向、非人类转向趋势,新物质主义概念引起学界兴趣。新物质主义的包容性、异质性吸引学者关注,但也带来眼花缭乱之感。研究新物质主义的起源、发展、核心假设,思考其如何拓展西方文学研究空间,是学界的迫切需要。受量子物理学影响的新物质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有关联,对构建中国特色生态批评话语体系有借鉴意义。
新物质主义作为一场哥白尼式革命,其起源和发展可以追溯至2010年,这一年标志着新物质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的正式确立。2010年的两个重要文学事件——首届“新物质主义和数字文化”年会的举办和《新物质主义:本体论、动能与政治》论文集的出版,为新物质主义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决定性动力。2012年,《新物质主义:访谈与图谱绘制》的出版和《新文学史》杂志特刊的发表,进一步推动了新物质主义理论的发展。新物质主义的研究书籍和论文在2012年之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显示了西方学术界对这一思潮的浓厚兴趣。
新物质主义的发展与具身认知、情感研究等领域紧密相关。2014年出版的《物质生态批评》和2017年以来情感研究领域的一系列成果,展示了新物质主义对具身认知的塑造,如“4E”具身认知原则。新物质主义学者对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批判,强调了心智现象与有机体和环境互动的背景之间的关系。
新物质主义的理论起源可以追溯到21世纪初。2001年,布朗的“物论”和本内特的《现代生活的魅惑》为新物质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年,马苏米的《虚拟的寓言》将新物质主义思维引入情感理论。2007年,“思辨实在论”和巴拉德的“动能实在论”为新物质主义理论的学术地位提供了核心基石。
新物质主义并非与传统物质主义彻底割裂,而是对人文社科领域面对新形势所做出的理论调整和创新。它继承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同时对21世纪以来气候变化、环境破坏等现实问题进行了回应。新物质主义的强大之处在于,它能够超越“文化和语言学转向”,对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展开批判。
新物质主义的核心假设和理论基石包括对物的内在活力和物质动能的重视,以及对一元本体论特征的新哲学观的构建。新物质主义的本体论转向受到自然科学领域,尤其是量子物理学和混沌物理学的影响。它颠覆了笛卡尔实体论或牛顿机械论对物质的惰性描述,使物的概念发生了根本变革。
新物质主义的涵盖性术语具有高度异质性,涵盖了多种理论话语和概念。然而,它也具有同质性,以对共在共生之物涌现物质性的兴趣和重新理解人类与物质世界之间关系的新范式为本质。新物质主义的“新”在于为学术界贡献了一系列与“物”相关的新思维、新观点、新阐述,为人类重新思考人与物质世界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模型。
新物质主义的关键概念包括“动能”和“内在互动”。任何物都具有动能,物质元素在本体层面上都不是无生命的、静态的。新物质主义学者倾向于使用进行状态的词汇来揭示物质互动纠缠的过程观。这些概念将众多新物质主义学者联结在一起,为理解物质性与物质活力提供了新的视角。
新物质主义作为跨学科研究平台,聚合了不同理论源点的研究者,为重新思考人与物质世界关系提供了学术资源和理论界面。它以“动能”“内在互动”等核心概念构建新型平等观和民主观,为应对21世纪环境和伦理危机提供理论方案。新物质主义推动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转向,被视为哥白尼式思维变革。其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相通,如阴阳相生、生生为易等概念。新物质主义学者的“生成性”“过程化”哲学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变化思维、过程思维相契合。在中西文明互鉴视角下,挖掘中国生态智慧中的“新物质主义基因”,对构建学术共同体、传播中国生态文明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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