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介绍了法国地理学在20世纪中国的译介历程及其对中国地理学界的影响。法国地理学自18世纪后半期兴起，20世纪初传入中国，受到梁启超等学者推崇。胡焕庸等中国地理学家在法国地理学基础上构建了中国近代科学地理学和人口地理学。研究聚焦于中国地理学家对法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法国地理学家流派与思想在中国的译介，以及中国学者在翻译方面的贡献。本文旨在系统考察法国地理学在中国的译介脉络、背景与特征，探讨其对中国地理教育的作用与影响。

一、 法国地理学在20世纪中国的译介概况

介绍了20世纪中国对法国地理学的译介概况，包括译介的起始、发展阶段和特征。研究对象聚焦于法国地理学思想和理论的译介与传播。晚清时期开始系统译入法国地理知识，20世纪中国地理教育转型期，法国地理学理论译介进入繁荣。通过检索史书和期刊，梳理出20世纪法国地理学译著、译文等共127种，译介态势分为起步期、繁荣期、低谷期和上升期四个阶段。

二、 法国地理学在中国译介的起步期（1900—1926）

晚清时期，中国开始接触西方地理学，打破传统地理认知。《四洲志》《海国图志》等地理译著引入西方地理学思想。江苏籍师范生编译的《人生地理学》和金陵江楚编译官书局编译的《地理人文关系论》等译著开始介绍地理因素与人类活动之间的联系。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是最早传入中国的法国地理学思想，其《论法的精神》中的地理学说观点影响深远。晚清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人士将孟德斯鸠视为“名贤先哲”，并加以译介。梁启超发表《蒙的斯鸠之学说》，介绍《论法的精神》的成书背景、内容、影响，引入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1900年至1909年间，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中国得到译介，但译者并未突出强调。1906年，法国汉学家夏之时撰写的《中国地舆志略》和《中国坤舆详志》在中国出版，提出系统的自然区划，对国人的区划认知产生很大影响。晚清民初时期，法国地理学思想开始零星传入中国，但法国地理学家暂未引起国人注意，地理学理论著作也未得到译介。

三、 法国地理学在中国译介的繁荣期（1928—1940）

详细阐述了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法国地理学在中国的译介和影响。新文化运动后，民主和科学观念的普及，以及教育章程的颁布，为地理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促进了法国地理学的译介。留学法国的高潮加强了中法文化交流，归国留学生对地理科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译介内容方面，1928年至1940年间，中国翻译家对法国地理学著作和研究动态进行了大量译介，包括白吕纳、邵可侣、伯希和、马东男等重要地理学家的思想。白吕纳的人文地理学尤其受到关注，胡焕庸、张其昀等人对其思想进行了系统介绍和实践应用。邵可侣的多部作品也被译入中国，增进了国人对非洲、欧洲、西亚等地区民族、文明、文化与情势的了解。伯希和的史地学著作和考察活动在中国受到广泛关注。马东男的自然地理学思想通过多次摘译和重译在中国得到传播。

译介特征方面，法国地理学的翻译途径主要是通过法语原著或英译本转译，翻译选择侧重于法国著名地理学家的论著。译著、期刊、教科书是主要的传播媒介。中国地理学者作为译者主体，不仅传播法国地理学知识，还积极研究和创新翻译内容，成为法国地理思想在中国传播、创新、本土化的引领者。

四、 法国地理学在中国译介的低谷期（1941—1980）

详细描述了1941至1980年间法国地理学在中国译介的低谷期。抗日战争爆发导致中国地理教育和研究事业受阻，法国地理学译介量大幅减少。50年代中国向苏联学习，学术期刊侧重介绍苏联地理学，法国地理学被忽视。60年代中法建交后，文化大革命使法国地理学译介几乎停滞。这一时期，法国地理学的翻译情况明显下滑，仅有少量纪念报道和介评类文章。如颜虚心介绍法国对亚洲古代地理学研究的文章，谢觉民对《人生地理学》的评论，李旭旦介绍法国学派的文章，严德一介绍二战后法国地理学新成就的文章，以及毕修勺关于法国地理学家的连载文章。50年代法国地理学在中国关注度降至最低，直至1963年王乃樑系统介绍法国地貌学现状。这一时期，战争和新中国时期文化教育政策调整对法国地理学在中国传播造成冲击，译著空缺，最新成果未系统译入，仍关注白兰士与白吕纳的人文地理学思想。地理类期刊未给予足够重视，仅有少数报纸、杂志刊登法国地理学家新闻简讯，学术性减弱。这反映了翻译家、专业人士、机构在选择外国知识时，受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制约，对不符合文化潮流的外国知识进行选择性忽略。

五、 法国地理学在中国译介的上升期（1982—1999）

改革开放后，中国地理教育事业进入新时期，注重建立现代化教育体系，地理学发展转向应用与技术领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中国地理学家系统译介法国地理学，包括人文地理学理论、地理学家、研究范式等。白吕纳等人的人文地理学思想受到关注，新法国人文地理思想如阿·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问题》等被翻译介绍。法国地理研究新范式如特里卡尔的地貌成因系统概念、弗雷蒙的国土整治研究等也被译入。城市空间研究、社会地理学概念、领土整治研究等也得到传播。90年代，法国河流开发与治理研究、商业地理学研究等译介至中国。最重要的译著是安德烈·梅尼埃的《法国地理学思想史》，全面阐述法国地理学思想演进。

译介特征方面，80至90年代成为中国引介法国地理学的新高峰期，翻译途径以法文汉译为主，传播媒介主要是地理学主流期刊和专著。译者群队伍壮大，包括蔡宗夏、葛以德等，他们以引进新知、以译促研为目的，促进中国地理学发展。翻译知识内容更具体系性，从个体型知识到体系型知识的转变，为本土化知识创新和学科知识拓展奠定基础。

六、 法国地理学翻译对中国地理教育的影响

探讨了20世纪法国地理学知识在中国的翻译及其对中国地理教育的深远影响。通过翻译，法国地理学与中国地理学知识相互融合，促进了中国地理教育的发展。法国地理学思想的引入为中国地理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提高了教材内容的科学性。夏之时的“自然区划”方法和张其昀的《中国地理大纲》等作品体现了法国地理学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20世纪20至40年代，法国地理学理论被纳入中国高等地理教学体系，丰富了教学内容。法国地理学理论著作如《历史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被用作大学教材，同时，法国地理学思想也被编入教材或学术专著。中国地理学者对法国地理学理论的译介，推动了中国地理学理论的创建和发展。张其昀的《人生地理学》和胡焕庸的地理图制作等作品，展示了法国地理学理念和方法在中国的应用。翻译促进了中法地理学知识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中国地理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和学科话语的更新提供了动力。

结语

20世纪中国对法国地理学的译介分为四个阶段：起步期引入地理环境决定论，虽未广受关注，却为后续传播奠定基础；繁荣期中国地理学家主导译介，推动研究新领域；低谷期受战争和文化偏向影响，关注不足；回升期关注和引入新领域展现新面貌。法国地理学翻译对中国地理学研究方法、教育内容和理论创新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