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了儿童绘本作为多模态叙事形式的教育价值，指出其长期被学术界忽视的现状，并以《巴纳巴斯计划》为例，分析该生物朋克科幻绘本如何通过文字、图像与声音的融合，引导儿童思考基因工程技术的伦理问题，揭示绘本在科技伦理教育中的独特作用。

绘本的多模态性及其教化功能

探讨了绘本作为多模态文本的独特属性及其教育功能。首先界定了绘本的基本特征：以图像为主、文字为辅，需要成人伴读参与，儿童通过视觉获取信息，伴读者以语言补充视觉信息，形成多维度知识建构。其次梳理了多模态研究的理论脉络，从克里普克的"模态结构"到当代学者的多元界定，强调模态间的互动整合而非简单叠加。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绘本的三大文类特征：一是文字与图像的互动叙事，二者相辅相成实现"意义积增"，且因读者能力差异呈现主副叙事转换；二是多感官协同，视觉与听觉的整合增强神经反应，形成巴赫金意义上的"多声部"对话整体；三是独特的叙事节奏把控，通过图文空间布局打破线性结构，营造新奇感与疏离感。最后指出这些多模态特征赋予绘本"寓教于乐"的教化功能：图文世界的高度逼真性带来强烈代入感，多感官刺激激发观察力与想象力，情感与道德信息的有效传达促进儿童共情能力与价值判断力的形成。

生物朋克科幻小说的技术伦理批判

讨论了科幻小说在技术伦理批判中的独特作用，特别是生物朋克科幻小说作为"生物科幻小说"当代延续的发展脉络与核心议题。生物朋克小说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以《弗兰肯斯坦》《莫洛博士岛》等作品为基调，关注基因工程等生物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常采用黑暗小说元素，以业余DNA实验者、技术激进主义者和危险分子为主人公。进入21世纪后，该类型小说在主题和形式上均有新变化，集中探讨三大议题：人类与被生物技术改变的现实世界的关系、深入微观世界探索人类生命特质、以及生物技术引发的生物政治与生物伦理问题。生物朋克小说尤其关注克隆人/动物这一科幻母题，而2020年出版的绘本《巴纳巴斯计划》则创新性地以转基因动物为主角，探讨生物技术引发的新伦理问题，对儿童进行技术伦理教育。

生物朋克绘本科幻《巴纳巴斯计划》的生物技术伦理教育

探讨了生物朋克科幻绘本《巴纳巴斯计划》如何对儿童进行生物技术伦理教育。技术伦理虽可追溯至古希腊，但系统性思考兴起于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以来随原子技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而成为研究热点。然而，传统技术伦理讨论多聚焦于技术对人类的影响，很少关注非人类物种，相关伦理探讨常出现在科幻小说中，尤其是"克隆叙事"较为常见，但多为负面描写。与此不同，《巴纳巴斯计划》提供了独特的教育视角。

该绘本由范氏兄弟创作，2020年出版后获多项大奖。故事主角巴纳巴斯是一只基因改造失败的半鼠半象宠物，作为"伴侣动物"实验的残次品被囚禁于地下实验室，后与同样被厌弃的蟑螂皮普等残次品朋友成功逃亡，最终选择以"城市动物"身份与人类共存。这一叙事被解读为转基因动物版的"出埃及记"，巴纳巴斯作为"赛博格使徒"体现了儿童文学中"介于两者之间"形象的现代变体。

该绘本对儿童进行三方面生物技术伦理教育：其一，"人与动物"关系的伦理学教育。传统人文主义将人类视为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而该绘本通过巴纳巴斯这一边缘形象解构人类中心主义，让实验室动物摆脱"宠物身份"重获能动性，促使读者重新思考"自然""纯粹动物"与"人"的本质界限，认识到人类并非权利关系中唯一的代理人。其二，对生物实验失败产生的怪物、畸形与变异生物伦理身份的教育。怪物作为时代焦虑的表征和文化意义的体现，其混杂性带来归类困难，迫使人类反思控制系统和非人化系统的影响；变异叙事通过陌生化与熟悉化的动态摇摆，挑战自然与文化、生物与技术的二分法。其三，人造生命的伦理身份问题及生物技术伦理选择的探讨。拉图尔指出现代主义试图将自然与文化"净化"为不同区域，而人造生命形式打破了这种划分，引发关于创造者责任、生命越界欲望与禁忌等深层伦理思考，延续了从《弗兰肯斯坦》开始的技术伦理书写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