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了区域国别学视域下非洲人居环境研究的重要性,以202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凯雷的评审辞为切入点,指出建筑本质在于与地方社会、文化、生态的深层关联,而非物质形式本身。作者批评既有研究多聚焦建筑尺度、忽视人居环境整体变迁的局限,强调需将视野拓展至区域尺度,考察其在殖民、独立、全球化等阶段的演变。马赛马拉地区被选为典型案例,因其兼具人与自然共生的社会-生态系统特性、殖民遗产与后殖民治理的空间烙印,以及全球化与在地性碰撞的前沿特征,为理解欠发达地区现代化进程及在地性的解构与重构提供了关键经验锚点。
介绍了马赛马拉地区的基本概况、研究背景与学术脉络,并阐明了本文的研究框架与方法。马赛马拉位于肯尼亚西南部,与坦桑尼亚塞伦盖蒂构成全球最大的生态系统之一,其形成源于殖民时期的行政边界划分。该地区属稀树草原生态系统,马赛人传统上以半游牧放牧为生,近年逐步发展出依托野生动植物资源的旅游服务业。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历经多次面积调整,现为肯尼亚独特的国家保护区类型,兼具地方管理与国家指导双重属性,并被列为《2030远景规划》旗舰项目。广义的马赛马拉涵盖约6,650平方公里,是非洲野生动物最密集区域,形成国家保护区、私人保护区与社区土地交织的复合人居系统。
梳理了西方学界三大研究议题:野生动物减少与人地矛盾、愈演愈烈的人兽冲突,以及独具特色的生态治理体系。现有研究多从地理学、生态学视角展开,对社会经济政治变迁关注有限;民族学研究侧重马赛人文化变迁,对物质环境涉及较少;建筑尺度研究更为罕见,且集中于卡贾多郡而非马赛马拉。据此,本文引入人居环境科学框架,将马赛马拉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以社区与建筑层次、社会与居住系统为重点,结合2018年至2025年间的田野调查与工程实践,探讨大变迁中的人居环境形成逻辑与核心问题。
研究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马赛人被卷入全球化进程的历史演变。马赛人自17世纪迁至东非后,通过与班图人互动逐渐调整生计方式,形成半游牧定居点。1850年前殖民影响限于沿海,但19世纪90年代英国殖民者推进东非铁路建设,彻底改变了马赛人命运。1904年和1911年两份条约迫使马赛人从肥沃的大裂谷南迁至气候恶劣的纳洛克、卡贾多及桑布鲁地区,载畜量大幅下降且人兽冲突隐患显现。殖民政府"部落保留地"政策以行政边界取代族群边界,剥夺马赛人主权国家基础,使其社群转向保守封闭。马赛马拉因交通闭塞、环境恶劣,至今未能形成城镇,马赛人由此偏居历史边缘。
讨论了肯尼亚独立后马赛人在土地问题上的边缘化处境。1963年独立后,马赛人因政治贡献有限而处于弱势地位,其归还大裂谷土地的诉求未能实现。1961年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的设立与扩张大幅缩减了马赛人可用土地,保护区土地归属纳洛克郡,脱离当地社区控制。1968年《土地仲裁法》虽确立土地集体所有制,但在私有化制度框架下,实际权力被酋长等核心成员个人掌握,反而加剧了土地细分和集体村落解体。土地利益受损使马赛社群与基库尤人矛盾激化,20世纪90年代在总统莫伊挑动下爆发种族冲突,1993年马赛人袭击基库尤聚居地,虽获得部分土地,却丧失了道德优势,使土地问题更加复杂。
马赛马拉地区2000年前后至今在地性的重构与解构过程。社区参与方面,柯依亚基—勒盟科野生动物信托基金于1995年成立,旨在解决收益分配不均与人地矛盾,通过整合破碎土地实现规模收益;此后马赛野保协会作为伞状组织,以完善治理、建立廊道、构建多元收入等目标,推动社区与野生动物可持续共存,重构了社会系统的在地性。与此同时,自然系统经历在地性解构: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频发,打乱动物迁徙规律并损害旅游业;传统螺旋式布局的集体居住系统衰败,西式建筑材料与风格取代就地取材的传统样式,定居化与洪涝灾害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转变。
讨论了马赛马拉地区人居环境面临的核心挑战,即土地问题衍生的在地性历史与现实纠缠。19世纪末以来,殖民者与肯尼亚政府通过土地私有化政策推动马赛人定居化,瓦解了传统集体土地管理制度,导致牧场细碎化与围栏急剧扩张——2010年至2020年间围栏面积增长超两倍,阻碍野生动物迁徙并引发交通事故。国家保护区的设立则造成空间错配与治理权不对称,现代保护主义与传统社区共管模式持续碰撞,1996年洛伊塔森林管辖权争议即体现这一张力。社区私人保护区模式虽试图调和矛盾,却复制了权力不平等与外部依赖。值得注意的是,马赛人通过将多元收入投入畜牧业、强化影像实践等策略,在现代性中实现文化再生产,维系以牛为核心的族群认同,这为传统与现代治理的有机衔接提供了思考方向。
分析了马赛马拉地区人居环境百年变迁的本质,揭示土地制度变迁驱动下的社会—空间重构过程。研究指出在地性具有双重性:全球化与现代化不断解构传统共有产权、游牧生计与部落组织,而社区保护区等本土化实践又试图重构适应现代语境的在地性。作者强调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社会关系与文化认同的物质载体,在地性在权力博弈中不断被争夺与再造。最后提出解决当下困境需依托在地性培育,探索混合治理模式、参与式决策机制,并支持文化自主表达,同时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具有反思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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