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讨论了阿特里奇和伊格尔顿对文学理论的重建尝试，引入事件概念重新探讨传统话题。阿特里奇关注文学阐释与文本独特性，延续相关理论传统；伊格尔顿强调写作策略与现实整合，用“家族相似性”概括文学属性。二者都关注文学的固定特征与动态实践，即文学的二重性。同时，回顾了文学从生活组成部分到独立客体的转变过程，以及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文论的不同研究方向，包括文学概念史、考古学、发生学等，还提及了印刷业、市场法等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二

本章节深入探讨了资本主义与宗教之间的复杂联系，尤其是从本雅明的观点出发，分析了资本主义如何在社会、心理和历史层面与宗教结构同源。本雅明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极端的宗教形式，其经济运作类似于宗教的组织方式，工作与消费的循环类似于古代的劳动与祭祀。这种观点得到了华兹华斯诗歌的呼应，表达了对现代积累/消费模式的批判。同时，本雅明指出资本主义通过财富的永恒性和债务陷阱，制造了一种类似宗教负罪感的心理负担。

文章进一步探讨了资本主义与宗教的类同视角，包括世俗和神学两种角度。从世俗角度看，资本主义与宗教的联系是一种比喻，而非事实。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观点体现了这种比喻性。而从神学角度看，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提供了一种将世俗与宗教联系起来的路径，通过自由概念将财富与神性联系起来。黑格尔认为自由基于物权，财产是自由的外化形式，从而将财富与神性联系起来。这种观点得到了拉康心理学的支持，认为自我与他者的认同是自我产生的基础。

文章还讨论了基督教的“道成肉身”观念，将基督视为神的理念的人格化和物质化，而资本则是基督的替代品，是神的世俗化体现。这种观点解释了现代社会中财富与神的无限荣光的联系，以及消费社会中对财富的狂热追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的世俗神学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其辩证法具有神学本质。施特劳斯也指出黑格尔是世俗化的神学哲学家，将基督教世俗化为哲学形式。

最后，文章指出文学作为现代性的产物，其二重性需要在资本主义作为宗教的背景下重新审视。这种背景揭示了文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复杂角色，以及其与宗教和资本主义的深刻联系。

三

探讨了资本主义宗教社会中文学审美特征与社会功用的关系，引用述行理论来解释文学与生活的内在联系。伊格尔顿以文学虚构性为例，认为虚构是一种社会行为，文学语言通过言说行为达成某种效果。他将写作策略作为连接文本与生活的中介，修辞法将外在生活纳入作品，文本形式将社会问题铸造成潜文本。伊格尔顿的修辞中介与詹姆逊的文学批评模型相提并论，丰富了“中介诗学”。同时，从艺术起源理论中的巫术说和劳动说，探讨了艺术特征与生活实践的对立统一，巫术说中的交感巫术与修辞学相似，共享转喻思维模式。本雅明连接艺术与神学的中介，阐述了现代社会神性的出场，传统艺术的“灵韵”在现代技术下被摧毁，艺术的展示价值与膜拜价值对立统一，神性渗透到世俗形式中。本雅明的寓言理论与阿甘本的世俗社会与传统神学的结构性关系，揭示了神性在世俗世界的结构化存在，世俗化越深入，宗教文化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越广泛且隐匿。

四

深入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与物品的审美价值如何强化了神学表达，以及消费文化如何将物品的使用价值转化为符号价值。鲍德里亚的观点被引用来说明人们在消费中不仅关注商品的使用功能，更看重其象征意义，这种对物品的崇拜是神学等级的世俗化表现。列斐伏尔的异化概念进一步阐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如何创造对财富的需求，导致人们的需求从自然转向社会，形成了一种“神学怪兽”的需求。为了打破这种异化，需要将符号价值还原为使用价值，关注物品的真实用途，实现日常生活意识的觉醒。

列宁关于黄金的提议和杜尚的《喷泉》等行为艺术，通过将黄金和艺术与日常用品相联系，挑战了资本主义神学的虚妄，消解了黄金和艺术的崇高属性。阿甘本的渎神概念被提出，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策略，将神圣之物重新用于世俗使用和日常生活实践，挑战其神学地位和祭祀功能。文学工具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表现，以及海德格尔的器具概念，都强调了文学作为器具对世界具有建构功能，可以揭示出被遮蔽的存在境遇。

文学的工具论揭示了其社会实践功能，让文学的符号价值转化为行动主体的生活修辞和思想变革的述行语言利器。文学与生活合二为一，为文本和行动找到了一个交汇点，挑战了世俗宗教和现代展示美学的统治地位，为劳工阶层的生存实践赋予了文化意义，并克服了主客体二元论。通过这些理论和实践的探讨，章节提出了文学回归实用价值和工具性用途，是对抗神性的一种可能途径，也为信息和情感劳动者摆脱神学统治提供了一条思想变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