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与戏剧之间的关系自小说兴起以来一直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近三十年来，戏剧性/剧场性（theatricality）成为跨学科、跨媒介研究的热点，其隐喻化既拓展了戏剧/剧场的边界，也导致其失去了具体所指。格雷厄姆·沃尔夫（Graham Wolfe）提出的“剧场小说”（Theatre-Fiction）概念，旨在将剧场从隐喻中解放出来，关注小说中对戏剧、戏剧实践和行业的具体指涉。沃尔夫将剧场小说定义为一种跨媒介体裁，强调其与戏剧艺术实践和产业的紧密联系。这种小说不仅在主题和素材上涉及戏剧，还为小说体裁的反思和超越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从侧面印证了戏剧的持久魅力。

沃尔夫在定义“剧场小说”时，特别强调了“具体”与“艺术实践和产业”的重要性。他选择使用“theatre”而非“drama”，以突出戏剧不仅包括文学文本，还涵盖表演所需的物质场所、条件和材料。20世纪以来，戏剧行业的分工日益细化，行业规范和机制也变得更加复杂。戏剧文本一旦上演，就从私人行为转变为公众空间中的集体行为，需要面对不同的“故事讲述与消费协定”。因此，剧场小说不仅在创作常规层面与戏剧文本相关联，还将实践和行业所涉及的非文学维度引入小说叙事中。

沃尔夫还区分了“theatre”与“theatrical”的含义，指出“theatrical”一词常带有贬义，反映了对剧场的偏见。他借鉴了柯尼克（David Kurnick）的“剧场去比喻化”（theatre demetaphorized）的号召，提出在不排斥“比喻化剧场性”的同时，将剧场还原为场所、机制以及艺术形式。尽管“主导”（dominant）这一概念在定义“剧场小说”时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但它为研究提供了启发性的视角，引导读者关注小说中非剧场/戏剧因素与剧场/戏剧因素之间的关系，并将小说文本置于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解读。

沃尔夫认为，19世纪末小说对戏剧的指涉发生了显著变化，标志着剧场小说的兴起。这一时期，小说与戏剧的关系经历了从反对、敌意到容纳并创造性地利用的转变。小说在18世纪兴起时，往往借鉴戏剧的形式和创作规约，但到了19世纪，戏剧整体上式微，而小说则蓬勃发展。19世纪70年代，小说与戏剧的关系再次转变，围绕“现实主义”这一核心议题展开。瓦特（Ian Watt）在《小说的兴起》中强调了现实主义在小说发展中的重要性，而柯尼斯堡（Ira Konigsberg）和韦德梅尔（Anne F. Widmayer）等学者则进一步探讨了小说在形式、创作技巧层面对戏剧的借鉴。

从社会、历史角度看，戏剧是小说兴起时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一部分。剧院在乔治国王统治时期成为公共文化中的主导力量，其意识形态和实践渗透到多个领域。小说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和文化产品，自然地对戏剧所涉及的各个层面进行指涉和言说。拉塞尔（Gillian Russell）将小说与戏剧视为“相邻且共生的文化现象”，指出小说不仅在涉及人物概念、社会“表演”本质以及“真实”与“虚构”问题层面时运用剧院的隐喻意义，也涉及剧院的物质性，特别是将看戏看作一种社交活动。

然而，19世纪的小说中也存在反剧场偏见，这既继承了柏拉图的传统，也是小说家们区分并推广自己媒介表达和接受模式的一种途径。巴里什（Jonas Barish）在《反剧场偏见》中探讨了这种偏见的历史根源，指出源自剧场的词汇往往带有贬义。尽管如此，戏剧在19世纪仍然活跃，是公众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戏剧文本在纯文学领域享有地位，书斋剧的复兴也促进了戏剧形式要素的发展。同时，新增的剧场和多样化的表演形式拓展了戏剧表演的内容和范围。

19世纪末，戏剧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剧院设计、舞台照明、布景等方面的创新为舞台呈现世界提供了新的条件，也为观众与之建立联系提供了新的手段。戏剧不仅致力于娱乐观众，还开始关注严肃的社会问题，希望能够在舞台上实现对英国社会生活的严肃再现。易卜生的戏剧作品在英国上演后，戏剧的呈现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现实主义成为剧场演出追求的目标。

结语

探讨了剧场小说这一跨媒介文学形式，分析了其在小说与戏剧差异中展现的“一与多的辩证关系”，指出其魅力在于提供私人化的公共体验。同时，强调剧场小说是单一媒介内的“虚拟跨媒介性”，虽无法提供戏剧体验本身，但可追求“出位之思”，并在多媒体时代创新，实现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