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了劳伦斯·斯特恩《感伤之旅》中“穆兰的玛丽亚”故事的传播与接受。玛丽亚的故事因“片段化”实践而广泛传播，这种实践将嵌入式故事独立于原文本之外重新刊印，使其变得令人难忘且易于识别。玛丽亚的故事被频繁重刊于各类文集和选集，如《新环球故事集》《斯特恩文选》等，这些选集利用斯特恩开创的叙事手法，通过精选插画式片段展现动人场景。玛丽亚的形象也通过视觉文化得到了转喻式表达，其画像在皇家艺术学院展出，如伯特兰、加德纳、赫尔斯顿、赖特和考夫曼等画家的作品。考夫曼的画作被莱兰制作成版画并广泛传播，这些视觉作品成为阐释性媒介，暗示了超乎图像本身的叙事。本文从物质性阅读的视角出发，考察了考夫曼对玛丽亚形象的诠释如何实现跨媒介传播，以及其在丝绣画、哀悼珠宝等物品上的再现，梳理了玛丽亚这一人物形象的阐释与接受史。这些物质媒介不仅承载着文本经验，更促进了斯特恩作品的传播，使玛丽亚形象逐渐脱离小说母体而获得独立意义。基于文学—视觉跨媒介迁移理论，本文着重探讨了文学插图在多种媒介中广泛再现的过程，分析了如何通过视觉化方式将其重复再现并嵌入到不同阅读形式的消费框架中，进而影响读者的消费体验。

悲情玛丽亚：斯特恩、考夫曼和莱兰的艺术再现

探讨了劳伦斯·斯特恩笔下玛丽亚形象在不同艺术形式中的再现与重塑。斯特恩在《项狄传》和《感伤之旅》中对玛丽亚进行了两次描述，后者中她因父亲去世陷入漂泊，其形象被赋予了超脱尘世的气质。考夫曼据此创作了玛丽亚的画像，精准还原了斯特恩对玛丽亚服饰等细节的描写，通过视觉表征激发观者的情感共鸣，使玛丽亚成为一种情感通道。莱兰将考夫曼的画作制成黑白与彩色版画，广泛流传，成为引发观者沉思与共情的焦点，促进了视觉感知教育，也让玛丽亚的形象在商品文化中变得真实有形，影响了当时的文化与艺术创作。

丝绣版本的玛丽亚

深入探讨了莱兰版画在培养共情能力与作为女性工艺教育范式方面的双重角色，特别聚焦于中上阶层女性如何通过临摹版画来提升刺绣技艺。丝绣作品并非简单复制考夫曼设计，而是融合了刺绣者的多种技能，包括彩色丝线叠绣技法与丝绸水彩渲染工艺，尤其在呈现人物细节时显得至关重要。丝绣者凭借对材料的熟练运用，不仅展现了性别身份，还通过色彩激活了玛丽亚故事的多模态视觉叙事。在制作过程中，她们将绣线视作书写工具，重构了观者对玛丽亚形象的感知，操纵媒介符号模态以表达意义。丝绣画的细节与织物质感成为再叙事的关键，使观者与感伤主题产生互动，尤其是凸显玛丽亚的内心情感，引发共情。丝绣作品常在家庭空间展示，体现了女性气质的勤勉与感性，推动了性别身份建构与道德教育。丝绣者采用多种刺绣方法与配色方案，对考夫曼的人物设计进行个性化再创造，甚至创作出全新的“原作”，其创造性再现方式超越了本雅明的“膜拜价值”与“展示价值”概念。通过不同的视觉调整，丝绣者重塑了玛丽亚的形象，从忧伤沉思到为爱癫狂，再到对未来婚姻怀抱希望，展现了她们重塑图像叙事的能力。

哀悼珠宝：爱情纪念与情感寄托

探讨了在劳伦斯·斯特恩的《感伤之旅》中“穆兰的玛丽亚”形象如何通过物质—视觉媒介被重塑，尤其是哀悼珠宝在其中的作用。丝绣画虽仿照莱兰版画尺寸，但未能传递出“痴狂之爱”物件的情感，而坦普尔敦夫人的圆形金属挂坠设计则被广泛应用于韦奇伍德公司的产品中，成为文化表征的一部分。然而，这些单色碧玉细炻器因缺乏考夫曼原作的色彩和叙事性，无法建立情感认同，仅能表明佩戴者属于文雅圈层。乔治王朝时期的哀悼珠宝通过特定场合的佩戴发挥情感表现力，考夫曼的玛丽亚形象自18世纪80年代起被用于哀悼珠宝，成为哀悼者、共鸣体和伤感象征。珐琅艺术家对考夫曼的设计进行调整，以适应珠宝制作，使玛丽亚形象成为情感载体，引发观者的丧失之痛。哀悼珠宝的尺寸、图案设计和工艺制作存在差异，但都通过物质载体参与情感表达。玛丽亚的形象在哀悼珠宝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成为悼念者情感寄托的象征，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文学物质文化对文学作品理解方式的影响。

爱情信物与婚姻酒壶：深情的玛丽亚

探讨了劳伦斯·斯特恩《感伤之旅》中“穆兰的玛丽亚”形象在爱情信物与婚姻酒壶等物质—视觉媒介中的重塑。与哀悼胸针不同，爱情信物以多彩背景呈现玛丽亚，使其形象不那么忧郁，更显挺拔，且通过有限空间拉近了她与西尔维奥的关系，赋予其鲜活生命力。信物以绿色珐琅镶边，象征希望，强调情感联结与夫妻共同生活的承诺。考夫曼设计的爱情信物中，玛丽亚若有所思，但无颓丧感，小狗的目光与姿态也发生变化，强调情感依赖。婚姻酒壶上的玛丽亚形象则进一步改写其故事，凸显忠贞不渝的爱人形象，与夏洛特一同出现，将哀悼行为升华为对爱情与情感承诺的礼赞。这些物质媒介的重构不仅重塑了玛丽亚的形象，还强化了其社会属性，影响人们对这一角色的理解与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