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阿贝剧院上演“最黑暗的角落”系列剧目，聚焦教会工业学校虐童现象。其中《无处可逃》为剧院首次制作的文献剧，内容全部来自政府调查报告，由调查记者拉夫特里创作。自90年代起，爱尔兰天主教会丑闻不断曝光，拉夫特里制作的纪录片《恐惧之境》引发强烈反响，促使总理公开道歉。2009年5月，瑞安报告发布，调查了20世纪30至90年代爱尔兰教会运营的250所工业学校的虐童问题。阿贝剧院响应瑞安报告，将报告内容呈现在舞台上。本文探讨《无处可逃》的创作方法和策略，揭示的爱尔兰社会三大认知问题，以及创作中的局限与掣肘。

再现瑞安报告：文献剧《无处可逃》

探讨了爱尔兰工业学校的起源、性质和虐童现象。工业学校起源于19世纪早期，旨在解决英治时期爱尔兰社会问题，如贫困家庭无法养育子女，儿童流浪和犯罪。英国通过《贫困救济法案》建立工屋收容流浪人口，而工业学校则借鉴欧洲大陆模式，重点在于实用技能训练，以帮助儿童成年后自给自足。这些学校由教会团体运营，反映了19世纪爱尔兰天主教教会与民族主义的结合，以及对儿童改宗的恐惧。爱尔兰独立后，教会运营的工业学校激增，但主要关注维持信仰而非儿童福祉。瑞安报告详细记录了工业学校的虐待情况，包括体罚、性侵和剥削。阿贝剧院将瑞安报告搬上舞台，创作了文献剧《无处可逃》，通过选择、编排和呈现档案材料，展现了工业学校的残酷现实。该剧由序幕和六幕戏组成，聚焦典型机构和问题，将报告内容转化为易于理解的格式，便于观众接受和理解。

《无处可逃》中的认知问题：认知不公与“不知道的知道”

通过《无处可逃》这部作品，探讨了爱尔兰社会中的认知不公现象。作品通过交织不同的叙事声音，如听证会问答、法官陈述和证人证言，揭示了官方记录与受害者遭遇之间的巨大差异。剧中展现了受害者的证词与宗教团体和政府官员的否认或辩解之间的对比，突出了受害者声音的展演。学者派恩指出，宗教团体在瑞安报告发布后仍然拒绝接受受害者的证词。剧中还展示了政府官员对虐待问题的漠视和姑息。拉夫特里在《无处可逃》中以不同证词的并列对比，进一步揭示了爱尔兰社会的认知不公现象。认知不公的研究源自种族和后殖民相关议题，弗里克尔在《认知不公：权力与知识的伦理》中探讨了认识论层面上的不公正现象，包括证言不公和诠释不公。《无处可逃》揭示了爱尔兰社会存在的证言与诠释不公，并对此进行了追问。剧中展现了受害者及家属投诉无门的艰难处境，以及社会对受压迫群体经验缺乏理解导致的认知上的无知。奥图尔在《我们不了解自己》中进一步阐述了“不知道的知道”这一概念，即面对教会的诸多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处可逃》所浓缩和展演的瑞安报告暴露了误解和错误认知、社会权力控制下的认知不公以及认知惰性和怯懦这三个层次的认知问题。

见证的共同体与阿贝剧院的创作掣肘

讨论了阿贝剧院的文献剧《无处可逃》在揭示爱尔兰社会问题和戏剧创作中的独特功能。奥图尔认为戏剧通过演员的表演具身化和剧场的公共性，使观众共情受害儿童的无助与绝望，强调阿贝剧院作为集体社会记忆场所的责任。霍华德提到，剧院创作文献剧的目的是让观众成为“见证的共同体”，实现共同体经验。派恩指出，《无处可逃》让观众进行“集体的见证”。多兰讨论了剧场的在场性和公共性特征，认为观众渴望与他人共同聚集，亲眼看见现场表演，体验乌托邦。然而，《无处可逃》上演后，观众离场，共同体情感联结难以持续。马丁指出，文献剧与档案的区别在于档案具体、持久，而戏剧再现无形、转瞬即逝。为应对剧场问题，剧院通过拍摄现场表演视频保存和传播，但缺乏现场性和公共性，无法缔造共同体。奥图尔呼吁《无处可逃》在爱尔兰每个设有工业学校的城镇上演，但实际情况是该剧仅上演两周共十四场，未延长排期和巡演，仅于2014年重新进行剧本朗读。霍华德坦言，观众不多，票房未达预期。派恩探讨了文献剧的市场问题，分析了观众对档案史料或口述证言的接近感和不适感。麦考米克认为，《无处可逃》受制于瑞安报告的局限，缺乏对抗性和追责力度。麦基弗和沃尔什指出，2009至2022年间的戏剧与政治运动相互交织，阿贝剧院的《无处可逃》是重要作品之一，但也有不少小型独立剧团创作了同一主题的杰出作品。霍顿认为，《无处可逃》的演出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存在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感。尽管如此，《无处可逃》直面真相、激发共情，迫使社会凝视被遮蔽的历史伤痛，将在爱尔兰社会的记忆与反思中留下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