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了格温朵琳·布鲁克斯的《黑人英雄》中黑人士兵身体的国家政体隐喻。布鲁克斯通过内嵌式战争叙事，以黑人士兵多里斯·米勒为原型，探讨了黑人士兵如何以自然之体僭越美国国家政治之体的种族主义壁垒。文章借鉴康托洛维茨的二元结构分析思路，将美国国体比作政治之体，将黑人士兵的身体比作自然之体，揭示了布鲁克斯融合主义诗学的核心表达，并为反思美国民权运动的话语逻辑提供了新的视角。

黑人士兵的自然之体对官方自由主义话语政治之体的反驳

探讨了黑人士兵在《黑人英雄》中如何通过其自然之体对官方自由主义话语政治之体进行反驳。康托洛维茨的《国王的两个身体》被引用来说明早期王权的二重性身体拟制，以及英格兰如何通过模仿基督教奥秘之体完成宪政国家的现代转型。康托洛维茨的方法论为分析美国国家政体的创制提供了新的视角。《独立宣言》通过立约委托的政治拟制，将人民的自然权利转移给国家，但在实践中，人民的公共位格被具身化为白人、男性，导致边缘群体被排除在权利主体之外。罗斯福总统在二战期间提出的“四大自由”为美国参战攫取道德资源，同时压制国内的民权斗争。黑人媒体《匹茨堡信使报》提出了“双重胜利”口号，号召黑人同时争取国际和国内的民主。布鲁克斯的诗歌通过虚构的黑人士兵米勒的经历，展现了黑人士兵在二战中所面临的种族歧视和他们对国家政治之体种族主义的反抗。

黑人士兵的热血之体对美国种族主义军队高贵之体的颠覆

探讨了黑人士兵在美国种族主义军队中所面临的身体和政治双重身份的挑战。文章指出，尽管美国宣称平等主义，但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种族等级制度提供了“科学”的合法性。黑人被认为在生物性上低劣，这导致了他们在军队中受到限制和隔离。美国军队作为白人特权的象征，通过排除黑人来维护其高贵之体。然而，民权运动领导人利用二战的契机，向政府施压，争取军队中的种族平等。《黑人英雄》中的黑人士兵米勒通过独白，挑战了白人对黑人士兵的进化论和血液禁忌话语，揭示了黑人士兵在战争叙事中的缺席和自我抹除。米勒的独白不仅反映了黑人士兵对白人种族主义凝视的内化，也展现了他们对自身身份的质疑。诗歌通过米勒的反客为主行动，颠覆了白人军队与黑人士兵之间的等级关系，展现了黑人士兵在民权斗争中的重要角色。

黑人士兵的忠诚之体对美国白人至上主义民主圣洁之体的僭越

探讨了美国如何通过将国家人格化和女性化来塑造民众的国家认同和爱国情感，以及这一过程中黑人士兵所面临的复杂象征意义。霍布斯的国家理论指出，国家是人为设计的“人造物”，美国作为立约建国的产物，其政治拟制源自英格兰商业帝国扩张的历史经验。美国在民族国家建构中，通过将国家比拟为女性形象，塑造民众的祖国崇拜和爱国情感。从“印第安皇后”到“印第安公主”，再到“哥伦比亚女士”，这些形象反映了美国在国家精神图腾建构中对种族他者的排斥以及白人至上主义。

内战时期，“哥伦比亚女士”成为战争动员和激发爱国主义情感的“主导型虚构”，北方和南方分别突出其母亲和淑女形象，将女性身体的纯洁投射到国家国体的完整上。20世纪一战和二战期间，女性形象作为国家的人格化象征唤起士兵爱国主义情感的做法继续沿用，象征意象扩展到自由、平等等普适价值。然而，对于黑人士兵而言，国家的白人女性人格化拟制蕴含着更为复杂的象征意义。美国的种族等级制度以人种进化的优劣学说作为合法化理据，白人女性成为黑人男性欲望的禁忌。当白人女性成为国家人格化的象征时，白人女性的纯洁性就等同于国家身份的纯洁性，黑人士兵对国家共同体成员身份的渴望和获取也就无异于政治上的强奸行为。

在非裔文学中，白人女性形象成为一个同时唤起诱惑力和摧毁力情感体验的原型形象。布鲁克斯的《黑人英雄》引入了白人女性作为国家具身化的政治拟制，黑人士兵米勒对“民主女神”的赤诚袒露无遗。米勒的战斗行为在白人鄙夷的目光下充满孩子气的怯弱，但在珍珠港战斗中，他挣脱种族主义法令的禁锢，从厨房勤务兵的位置挺身而出。米勒的生物性身体因承载种族属性，在参军服役中遭到严厉的排斥与区隔，但在珍珠港战斗中，他僭越了种族等级的结构性系统，成为黑人与主流话语争夺文化资本的象征性符号。

米勒的身体携带着文化资本，与白人女性的身体一样，成为美国民主象征体系的一部分。但是，战斗英雄的身份并未改变军队对米勒非战斗型兵种的区隔。米勒在利兹卡姆湾号被日军鱼雷击沉后牺牲。诗歌最后一个诗节以米勒的声音回答了黑人士兵心中共同的质问——我们到底为什么而战？付出生命值不值得？美国会有真实的民主吗？米勒无悔于舍生取义，因为他相信自己做得很好。成千上万的米勒为这片土地的自由抛洒热血，黑人士兵的忠诚之体与国家政治之体建立了“不可逆转的血液纽带”。

在民权运动中，美国扩大了权利的主体指涉，范式从排斥转变为纳入。诉诸美国信条的自由主义和道德主义，寻求将种族问题纳入美国民主框架，既是布鲁克斯融合主义诗学的核心表达，也是民权运动的主要话语逻辑。民权运动以自由主义和道德主义作为话语框架，种族问题在其中被转化成道德议题。这场运动所塑造的新的国家话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在20世纪下半叶逐步走上政治议题被文化身份议题替代，文化身份议题又反过来泛政治化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