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了威廉·库伦·布莱恩特的《大草原》在生态批评中的定位，指出布莱恩特是最早将大草原纳入美国想象的诗人之一。诗中描绘的非人类物质元素，如草、云、土丘和动物，展现了地方性特点，并构建了一个生态网络，消解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海伊认为布莱恩特超越了“大地诗人”的标签，成为一位生态诗人。然而，将诗中的西部大草原元素置于19世纪殖民主义和国家主义背景下，揭示了诗人对荒野环境的特殊认知背后的生态恐惧、创伤幻想和殖民观念。

土丘的“创伤”

19世纪初，美国从法国购得路易斯安那地区后，布莱恩特的《大草原》成为展现该地区独特景观的代表作。诗中描绘了大草原的壮丽景象，但诗人对荒野的赞美更多基于远观的抽象想象，真实的景观却引发不安和恐惧。诗人用“孤独”一词表达对“从未见过的美”的恐惧，而草原上的动态光影和草原鹰的孤独飞翔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感觉。诗人将大草原比作《创世记》前的混沌，暗示因孤独而引发的痛苦。随着视角的转变，诗人对杂草的描写暗示了对失去界限和规范的深层恐惧，将荒野转化为有人的“废墟”，暗示着人类文明的废墟和被废弃的孤独历史。

大草原上的土丘成为文明社会的象征，也是美国特色的地理元素。诗人通过土丘的变化，展现了对土丘文明的神秘性的想象。尽管土丘实际上是印第安人的坟墓，但19世纪的殖民者却试图将土丘与印第安人剥离，构建一个关于土丘文明及其建造者的神话。这种对土丘文明的想象克服了诗人对荒野的恐惧，将其转化为令人神往的文明。然而，诗中突然出现的“红人来了”打断了文明叙事，将荒野上的恐惧带回，并叠加了失去家园的深刻创伤和仇恨。诗人在推销其叙事的同时，表现了对文明灭绝者的仇恨。

红人的“暴行”

探讨了19世纪诗人布莱恩特在其作品《大草原》中对印第安人的刻板印象和种族主义态度。布莱恩特将印第安人描绘为野蛮、低级的种族，与野兽无异，这种观点与当时流行的“科学”观念相呼应，如林奈的人类分类法和颅相学。诗人通过使用具有负面色彩的动物形象和施动词，强化了印第安人的“野蛮”本性。此外，布莱恩特借鉴了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蛮族入侵叙事，将印第安人塑造为毁灭文明的施害者。诗中的幸存者叙事将历史创伤与当代恐惧联系起来，进一步强化了对印第安人的刻板印象。然而，这种形象与欧文等作家笔下印第安人的真实情况相去甚远。布莱恩特的创作反映了当时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恐惧和偏见，将他们与荒野中的野蛮性等同起来，为文明的改造或消灭提供了理由。

蜜蜂的“疗愈”

探讨了布莱恩特在《大草原》中如何通过生态恐惧和创伤幻想来描绘土丘、红人与蜜蜂之间的关系。诗人通过描绘一个正义战胜邪恶的美好结局，展现了爱情和歌声作为古代文明与当代殖民者之间的共性，以及纪律严明、勤劳耕作的传承关系。蜜蜂作为殖民者的伴侣，象征着驯化荒野的先行者，其勤劳团结的形象与新移民相呼应。在消除了恐怖元素的大草原上，所有生命展现出温柔、美丽、优雅的“人化”特征，打破了人类与非人类的界限。然而，这种和谐背后是对大自然的深度掌控，表现出以“人类优越论”为表征的生态恐惧。诗人以无声的荒乱野蛮开头，以生机盎然的田园风光结尾，利用文本距离掩饰了荒野与田园在同一空间无法兼容的矛盾。荒野被田园取代，二者之间的边界被人力“消解”，满足了诗人对美国特殊性的想象，唤醒了殖民者热爱的“原始神话”，为诗人关于文明的想象埋下了有力的伏笔。克罗农认为，无人居住的荒野必须先被创造出来，然后才能被保护，而保护的方式就是消灭其敌人。布莱恩特没有以暴制暴，而是选择了更“文明”的方式让红人消失，用现在和过去两种不同时态将荒野与文明并置在大草原之上，一种是躁动、野蛮的；另一种是安静、文明的。前者是荒野和红人的大草原，是恐惧的根源；后者属于土丘文明及其继承者们，所有恐惧和创伤都在神的气息中抚平，而取代野蛮的必将是文明。荒野变成了田园，废墟变成了文明——只有演变，没有暴力，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然而，这毕竟只是诗人的美好愿望，对于诗歌末尾突然的情绪低落，布伊尔认为这“再现了殖民文化中的一种矛盾，一方面想保留大自然，一方面挣扎着将自身形象投射到广袤的西部荒野”。然而，布伊尔的说法掩盖了诗人的生态恐惧，用善意的方式指向了诗人对荒野的“热爱”。回到19世纪初，对于荒野在殖民者心中的意义，“局外”的法国人托克维尔也许看得更为清楚。布莱恩特访问大草原的目的正是为了探望在这里拓荒谋生的两个弟弟亚瑟和约翰。他在1831年11月21日写给弟弟约翰的信中说，“现在你已经成为一个土地所有者，我毫不怀疑，如果你未来考虑离开这个地方，你将能够以高价出售”。诗人提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杰克逊维尔，此地因纪念推行和签署《印第安人迁移法》的杰克逊总统而得名。《印第安人迁移法》是对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殖民者西进愿望的赤裸裸的表达。驱逐印第安人，占有他们的财富与土地是殖民者谋求发展的最直接的途径。起初，殖民者以法律案例和条文的方式挤压印第安人的权利，赋予殖民政府单方面裁决印第安人事务的权力。1830年，杰克逊签署的《印第安人迁移法》规定，所有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印第安人必须迁往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指定地点。在荷枪实弹的联邦军队的押送下，1831年，迁移从乔克托族开始。1834年，契卡索族；1836年，克里克族；1838年，切诺基族。到1840年，大约60,000名美洲原住民被迫离开家园，迁移至密西西比河以西。迁移记录保存较多的是切诺基族，大约2.15万切诺基人被迫迁移，其中8000人死亡，那条见证了无数痛苦与死亡的迁移之路被称为“血泪之路”。也许诗人梦醒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其实清楚地知道真实的印第安人。他们曾经以其健康、原始的形象成为反衬欧洲人腐朽文明的“高贵野蛮人”，在白人旅行者及其写作和绘画作品中频频出现。印第安人的高贵表现在要么与白人交好，甚至拯救白人的性命，要么皈依了基督教，成为白人的一员，甚至投身于美国独立战争；白人甚至从他们身上学习关于当地友谊和礼仪的知识。然而到了19世纪初，面对白人扩张的需要，印第安人变成了无法规训的原住民，与可以驯化的大草原完全不同。并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不仅不能带来选票，还与白人的发展相冲突。于是，从土丘创伤到囚掳创伤，诗人用一个神话导向另一个神话，用一个幻想证明另一个幻想。他精湛的诗艺将这两个黏合的故事生动地呈现给读者，同时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