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8-19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多基于书本而非现实。20世纪，大量华工进入俄国，参与苏俄国内战争，约4-5万人加入红军，部分学者认为总数达15-20万。这些华工的参与使苏联文学家开始关注并创作关于中国红军战士的作品，如皮利尼亚克的《圣彼得堡》、布尔加科夫的《中国故事》等。国内学界对俄苏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较多，但对20世纪20年代苏俄国内战争题材中的中国形象研究较少。本文旨在探讨苏联文学家在早期国内战争题材创作中对中国形象的看法，这一时期苏联文学家对中国尚未形成程序化的官方政治观念，且随着旅俄华工的涌入和参与战争，关于中国的“异国情调”印象减弱。研究有助于把握苏联早期文学创作者对中国的真实认识和态度。

2 《裸年》中的中国形象——神秘符号

皮利尼亚克作为苏联作家，其作品中频繁出现中国形象和元素，尤其在代表作《裸年》中，通过“文字游戏”将莫斯科的“Китай-город”与中国联系起来，创造了三座“中国城”的形象，象征着俄国土地。这些“中国城”在白天和夜晚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分别代表西方资本主义元素和东方的神秘力量。皮利尼亚克将“中国”视为俄国的神秘符号，用以描述革命对俄国面貌的改变。学者指出，这些“中国城”实际上是隐喻人民内在的破坏力。在其他作品中，皮利尼亚克通过中国与俄国的历史和文化联系，探讨两国命运的相似性，如秦始皇修建长城与彼得一世建造彼得堡的比较。尽管皮利尼亚克对中国有一定了解，但他在作品中表达了对中国的不理解和距离感，更多地将中国作为文学符号来探讨俄国问题。

3 《中国故事》中的中国人形象——参军华工

《中国故事》是布尔加科夫1923年的短篇小说，通过六个片段描绘了华人薄先进5参加红军并牺牲的故事。小说中，布尔加科夫细致刻画了薄先进强壮有力的形象，同时展现了在俄华人恶劣的生活处境。通过与主人公同住的中国老者简单的“有”和“没有”的对话，揭露了主人公等人的困境。小说中的语言组合“有”与“没有”统领全文，旁白也证明了这一点。薄先进喜欢听钟表的旋律，将美好的音乐与列宁、红军联系在一起。布尔加科夫并未赋予主人公明确的革命理想，而是塑造为一位为生活所迫，怀着隐约信念参军的普通平民。薄先进质朴、带有东方异国神秘色彩，脸上有“藏红花般的笑容”，被战友称赞为“高手”。战友情谊使他感到温暖，在战况不利时他没有投降，被白军杀死，在死前仍记挂着同伴与长官对他的称赞。布尔加科夫通过片段式的写作，从各个侧面描绘了旅俄华工生活图景，为人物形象赋予了开放性的解读空间。布尔加科夫创造的中国人形象相对具有生活气息，但仍具有某种异国色彩，如薄先进的“神枪手”天赋与对中式俄语的模仿。布尔加科夫的政治态度让他距离革命事业相对疏远，这使他作为旁观者观察到了在俄华人艰难的现实生活处境。

4 《铁甲列车 14—69》中的中国人形象——革命战士

苏联作家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的小说《铁甲列车14—69》及其戏剧改编，通过中国游击队员沈彬吾的形象，展现了中国革命战士的无产阶级信念和国际主义精神。小说情节基于苏俄国内战争的真实事件，沈彬吾为截停铁甲列车而牺牲，体现了国际主义精神。伊万诺夫通过沈彬吾的形象，传达了对共和国整体性的信念，以及中苏革命事业的联系。小说中的“中国龙”神话，将沈彬吾塑造为共同事业的革命战友，构建了革命叙事下的共同精神空间。20世纪20年代前期，苏联文学家笔下的中国与中国人形象逐渐由虚构走向纪实，而2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联系的加深，苏联文学家对中国有了更多的接触与了解，创作逐渐基于现实故事。后续苏联国内战争题材创作中，中国人形象更倾向于赋予崇高理想与坚定信念，而20年代前期的苏联作家创作则相对独立，呈现了不同类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呈现出由模糊到清晰，由想象到纪实的发展演化规律。

5 结语

自十月革命和苏俄国内战争以来，苏联的思想文化对中国社会和文艺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旅俄华工对苏联革命的贡献促使苏俄文学创作者开始直接关注中国，通过多种媒介了解现实中的中国和中国人。苏联文学中出现了以远东西伯利亚和西部边境为背景的中国战士形象。皮利尼亚克、布尔加科夫和伊万诺夫三位作家从不同角度描绘中国和中国人，展现了对中国的文化、华工生活和国际主义精神的认识。与19世纪俄国文学相比，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更真实，异国情调特征减少，形象来源于时代现实和作家见闻。苏俄国内战争后，苏联作家和诗人关注中国革命事业，创作的“中国故事”和“中国形象”由虚构转向纪实，由抽象转向具体，对中国现实的了解不断加深。苏联早期国内战争题材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标志着苏联中国题材创作风格转变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