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了日本战后左翼文化运动“文化集体村”及其文学实践。运动由谷川雁发起，以《文化集体村》杂志为中心，集结了九州地区和山口县的活动家。学界主要从思想史角度研究，视为战后民众思想的重要资料。《文化集体村》不仅是思想史研究资料，也是文学创作场域，培养了石牟礼道子、森崎和江等作家，开拓了左翼文学新方向。近年来，其作家作品在日本复刊受关注，国内也翻译出版了部分作品。但学界缺乏从文学角度对《文化集体村》刊载文学创作的研究。本文将从文体特征、叙述结构、文学主题等方面，探讨《文化集体村》杂志的文学创新和意义，及其对日本战后文学文化的影响。

日本“文化集体”运动的左翼源流

讨论了“文化集体”概念在日本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其与左翼政治运动的紧密联系。1931年，藏原惟人将“文化集体”概念引入日本，旨在解决无产阶级艺术运动中的问题，通过文化艺术活动扩大日本共产党的群众基础。藏原强调了文化集体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并提倡组织企业内部的文化艺术小组。1931年，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考普”）成立，但由于政治形势的右倾和法西斯思想的盛行，该组织最终被镇压。二战后，日本文化集体运动重新兴起，日本共产党重建并合法化，左翼活动家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新日本文学会成立，推动文化集体运动，旨在培养民主文化建设的大众基础。战后文化集体运动由日本共产党主导，目的是推动日本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然而，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和国内经济状况的恶化，文化集体运动再次受到打压。1950年代，文化集体运动达到顶峰，但随着大众化和战斗性的弱化，运动逐渐转向娱乐化。1958年，《文化集体村》杂志的创立，标志着文化集体运动在政治、文化和经济背景下的新方向和文学实践。

《文化集体村》的“团体创作”与“工作者”精神

《文化集体村》杂志在日本福冈县中间市出版，旨在为社会变革期的底层民众提供发声平台。杂志创始人谷川雁、森崎和江、上野英信强调文学创作的主体应为“团体”，包含不同阶级、文化程度、地方、性别、职业领域，以跨越社会断层。团体创作方法主要是基于平等对话的“口述实录”，强调差异性交流的生产性。这种创作方式旨在对抗资本主义对社会精神文化的破坏，与日本共产党的纲领不完全一致，追求基于“团结的快乐”的“阶级团结”。杂志主张文化集体与政党、工会是不同类型的共同体，保持一定距离和对抗感。创始人还提倡作家、文化集体活动家发挥“工作者”精神，作为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桥梁。《文化集体村》的创作形态是差异性、平面化交流基础上的团体创作，将作家、文化集体活动家、大众纳入文化集体中，创作内容与生活息息相关，区别于纯文学或商业杂志与读者的关系。

《文化集体村》杂志的文学实践及其影响

《文化集体村》杂志通过其文学实践，展现了日本左翼文化运动的创作主体、方法和理念。杂志刊载的文学作品包括诗歌、生活记录、短歌和创作等，但栏目分类模糊，许多作品未归类。这些作品反映了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文化集体活动之间的隔阂，如椋田修和石牟礼道子合著的《南九州文化集体的根》。杂志有意不用既有文类框定作品，与知识分子话语体系保持距离。口述实录是其重要创作方法之一，叙述者与记录者结合成团体进行创作。石牟礼道子的《奇病——水俣湾渔民的报告文学》采用当地方言和标点符号模拟患者说话断续的状态，力求真实传达患者的生存困境。上野英信的《报告文学 断裂》介绍了江口煤矿事件，通过实地踏访和第一人称纪行与对话相结合的方式展现矿工的悲惨遭遇。《文化集体村》的团体创作方法和思想影响了一批关注歧视与边缘问题的日本文学家。杂志还刊载了许多劳动者的创作，如玉木诚的自传式诗作《憎恨吧，兄弟！》。作家以被迫沉默的底层人民为写作对象，充分发挥了文学的介入性，为被压迫者提供了自主发声的平台。然而，《文化集体村》杂志在短短三年之内停刊，反映出日本战后左翼运动的普遍困境。尽管如此，《文化集体村》杂志的缺陷也无法掩盖“文化集体村”运动本身的光芒，为想象另一种文化史、另一种政治史提供了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