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东西方文化交流增多,文化异质性显现。西方文论如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等迅速进入中国。张隆溪提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文论应走出封闭,与异质文论展开跨文明对话。中国学者面临挖掘古代文论瑰宝、实现现代转化、寻找新方法和路径的重要任务。比较文学发展中存在危机,如韦勒克所言,比较文学在方法和方法论上已停滞不前。中国比较文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后发展迅速,但也面临各种问题。
中国比较文学界在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理论内涵和研究方法更新的挑战,存在三大问题:可比性内涵不清、强制阐释问题和文论失语症。可比性问题导致X+Y式研究泛滥,缺乏对深层问题的探究。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可比性理论存在缺陷,导致比较文学危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可比性内涵模糊,缺乏清晰的学科定位和边界。强制阐释问题表现为研究者忽视中西文学的差异,用西方理论强制阐释中国文学,导致中国文论失语。西方文论的涌入和对传统文化的割裂使得中国现当代文论界缺乏自身理论。曹顺庆提出比较文学变异学,旨在纠正西方中心主义偏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研究路径。
介绍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发展历程。变异学由曹顺庆于2005年提出,主要研究不同国家、文明的文学现象在影响交流和相互阐发中的变异状态,探究变异规律。变异学研究重点在于求"异"的可比性,涵盖跨国、跨语际、跨文化、跨文明变异研究等方面。曹顺庆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探索变异学理论,并出版了英文著作《比较文学变异学》。国内变异学研究主要着力于理论应用,较少进行理论建构。变异学在发展中受到一些质疑,如可比性基础、研究方法等,但理论成熟需在辩论中实现。王超的专著《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系统阐述了变异学理论,并提出了变异学的规则限度,重新划分了实践领域。曹顺庆和王超合著的《比较文学变异学》在学科理论基础、实践方法路径、案例解读等方面有所创新,推动了变异学的成熟和完善。
变异学研究在比较文学领域中的价值和意义体现在对流传和阐释中产生的扭曲、变化和误读的尊重,不进行价值判断,而是专注于变异事实的研究和描述。该研究通过解决混乱的可比性问题,弥补了比较文学理论的缺陷,特别是在跨文明和异质性方面。中国学派的比较文学变异学明确了可比性问题的边界和内容,强调了跨文明和异质性在文学流传和阐释中的重要性,从而弥补了法国和美国学派的理论缺陷,并关注变异的规律。
变异学对可比性的界定并非否定法国和美国学派的“同源性”和“求同性”,而是在他们的基础上扩展,增加了“跨文明、异质性”的内容,并关注变异的规律。这一理论框架有助于解决比较文学中的混乱状态,为中国比较文学界提供了清晰的理论依据。变异学研究从影响研究中的流传变异、平行研究中的阐释变异、他国化研究中的结构变异三个视域出发,强调东西方文明和文学之间的对比,弥补了英美学派理论上忽视文明“异质性”的缺陷。
变异学视角下的阐释变异研究范式和路径可以解决阐发研究所导致的强制阐发问题,通过错位、对位和移位三种形态,提供了阐释变异的方式论体系。这种研究突破了单一的向度,具有异质互补性,使跨文明文学现象的隐蔽的异质性得以显现。变异学视角下的阐发研究结果可以为中国的文论建设提供参考性意见,并有助于促进世界诗学的不断生成。
变异学研究还有助于改变中国文论的失语症状态,生成中国话语。它能够更清楚地认知和观照本民族文学和文化的特点和规律,有助于理论的生成。变异学研究尊重文明异质性的主体性立场,站在中国话语的立场,吸收融合西方一些表现手法,推动新的理论生成。此外,变异学研究有助于中西方文论对话,促进古代文论现代转化,有助于现代文论建设。通过对中国传统诗学和西方文论的差异和不可替代性的研究,探究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转化问题。
最后,变异学视角下的译介研究有助于理论的“他国化”,了解理论旅行的方式,促进新的理论产生。变异学基于译介学的学理,关注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问题,意味着翻译中的误译、漏译,甚至错译也成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有意和无意变异的研究和总结,研究者能够得到有关“变异”的规律,促进理论或者文学的“他国化”。
变异学受叶维廉“模子理论”启发,基于谢天振译介学和《易经》“变”思想,关注差异和杂语并存,尊重文明异质性。在全球化和跨文化后现代语境中,变异学关注跨文明、跨文化和异质性研究,具有世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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