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了石黑一雄的小说《我辈孤雏》中个人记忆与国家历史的联系,分析了小说中上海的历史语境和国际关系对理解作品的重要性。指出现有研究多停留在解释上海公租界基本历史事实的层面,而忽视了上海租界地特定历史语境对小说关键人物、情节及批判性主旨的影响。文章基于石黑手记中的真实上海历史参考书、笔记及初稿删减章节,阐述了深入理解上海租界史及相关历史人物对准确解读小说的必要性。考察小说创作过程有助于揭示石黑旨在表达的"恶"之根源与英帝国干预国际事务的关系,以及围绕"理智与情感"主题的写作脉络和深远意义。
在《我辈孤雏》中,班克斯的第一人称叙述被认为存在“叙述失败”,特别是其对1936年科宁镇儿童谋杀案的描述显得非连贯。英国学者贝宁指出,班克斯父母的失踪与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之间缺乏因果联系,显示了叙事策略上的疏漏。石黑一雄在小说初稿中详细描述了“科宁谜案”,但最终删减了近110页内容,因为他发现无法让传统侦探小说中的纸板人物与故事中的“真实”人物共存。被删除的“科宁谜案”讲述了布莱索普家的12岁幼子史蒂芬被绑架、哥哥被杀的案件,班克斯最终揭开真相:史蒂芬因无法忍受哥哥的霸凌而杀死他,母亲为了保护他编造了绑架案的故事。史蒂芬后来成为助纣为虐之人,班克斯在抓获他后,意识到理性逻辑并非为善良服务,而是服务于自我利益。石黑通过“科宁谜案”展示了班克斯从理性转向感性的过程,以及他与史蒂芬之间的情感共鸣。班克斯最终以情感认同而非理性逻辑认出母亲,与菲利普叔叔所代表的帝国逻辑划清界限。石黑批判的是以理性为幌子来作恶的英国侦探菲利普及其代表的帝国逻辑,而非显而易见的纳粹或日本侵华之恶。通过情感和共情式认知来连接过去和现在,才能在千变万化的浮世中辨识善恶。
石黑一雄在创作《我辈孤雏》时,深入研究了20世纪20至30年代上海租界地的社会状况,特别是与“青帮”头目杜月笙和黄金荣相关的历史。他原本计划通过杜月笙揭露帝国主义的虚伪逻辑,但最终改为通过英国人菲利普来表达这一主旨。石黑参考了维克曼的《上海警务史1927—1937》,利用新搜集的资料,从青帮头领的角度再现了上海租界史。杜月笙和黄金荣在警务和犯罪之间的模糊界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势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石黑通过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构建了小说中班克斯父母在上海失踪的核心情节,并探讨了帝国主义理性逻辑与罪恶之源之间的联系。他最终没有直接使用杜月笙作为小说人物,而是创造了菲利普这一角色,以表现“恶”的隐匿性,并通过他向班克斯揭示世界混乱的真相。
深入探讨了石黑一雄的小说《我辈孤雏》中菲利普叔叔这一角色及其与上海的联系,揭示了菲利普与上海警探昆的人物原型分别是杜月笙和黄金荣。石黑通过将历史人物和事件融入小说,构建了复杂的历史和情感线索,使得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难以完全理解班克斯父母失踪案的真相。原稿中删减的“科宁”部分对于理解班克斯父母失踪案和菲利普的双面警探身份至关重要。菲利普的角色复杂多变,他既是英国人,也是慈善机构“圣树社”的运营者,同时背叛了革命者,与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勾结,促成了鸦片贸易的垄断。班克斯的父亲被误认为是革命派而遭绑架,而实际上他是因为无法满足妻子的期望而离家出走。菲利普秘密地将班克斯的母亲卖给军阀王库,换取合作和班克斯在英国的抚养费。石黑通过这种叙事手法,批判了菲利普的历史原型和英帝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行为,指出了现代世界之恶的构成要素,包括无人究责、冷漠理性和由疑虑而生的先发制人。石黑的作品通常探讨理智与情感的平衡,以及这种平衡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我辈孤雏》标志着石黑对“盲目理性”批判的扩展,从个体到社会集体,以及对全球和全人类问题的关注。通过班克斯的角色,石黑展现了从逻辑理性向共情感性认知的转变,以及对西方经典侦探叙事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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