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了“世界文学”的概念及其生产机制，强调了国家和国际组织在世界文学建构中的关键作用。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学宝库》翻译项目为例，分析了其在推动世界文学体系建构和人类精神遗产传承中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动因、意识形态角力等复杂张力与悖论。揭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西方与非西方、普遍价值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权力纠葛，以及冷战意识形态对项目实施的影响。旨在反思当代世界文学生产困境，构建更均衡包容的世界文学版图。

UNESCO主导下的世界文学经典遴选与翻译生产

讨论了UNESCO在推动世界文学经典遴选与翻译生产方面的作用和挑战。UNESCO自1945年成立以来，致力于通过国际合作促进人类知识和思想进步，以实现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该组织将文学翻译视为加强不同国家间文化对话、消除偏见、构建和平世界的关键力量。《世界文学宝库》翻译项目是UNESCO在文化领域最具代表性的项目之一，旨在通过翻译传播各国文学，增进不同国家、民族间的相互理解。项目的核心环节是对世界文学经典的遴选和翻译出版，面临如何定义“代表性”和“世界文学”评判标准的问题。UNESCO成立了评审委员会，确立了“世界文学”的三大标准：思想性、艺术性和影响力，体现了UNESCO在延续启蒙时代“世界主义”理想的同时，对文学内在价值的重视，以及对不同文明成果兼容并蓄的态度。同时，UNESCO还成立了“选目委员会”，确立了五项选目原则，充分体现了对文学传统多样性的尊重。然而，这一世界文学翻译计划的实施并非单纯的文学审美活动，而是一个充满权力博弈的文化建构过程，与战后政治经济结构和文化资本分配紧密相连，面临诸多悖论和多重张力。

《世界文学宝库》的世界主义理想及其悖论

世界文学经典的形成是一个受权力角逐影响的动态过程，不仅涉及作品的文学价值，还与社会语境下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生产机制紧密相关。布迪厄强调文学场域的社会性质，而UNESCO作为国际组织，在推动世界文学的过程中，其运作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制约。《世界文学宝库》在平衡普遍价值与文化多样性上存在困难，西方经典作品占据多数，体现了欧美中心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相对被忽视，非西方文学常被视为“他者”，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异国情调”上。卡萨诺瓦认为世界文学是一个不平等的“世界文学共和国”，其中欧美国家掌握着文学话语权。

在译介语言选择上，《世界文学宝库》显示出西方中心主义倾向，英语和法语译本占绝大多数，而非西方语言译本极少。这种失衡反映了西方国家在文化生产领域的优势和国际文化资本分配的不均。评审机制的偏差也是一个问题，评审委员会成员大多来自西方国家，他们在经典定义和评判标准上掌握话语权，并利用政治经济实力影响作品推荐和出版。

二战后发展主义思潮影响下，西方国家试图通过技术和资金援助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现代化转型，这种思潮也影响了文化领域。UNESCO成员国希望通过输出西方现代性价值观，将发展中国家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叙事中。在翻译和传播过程中，原作常被选择性编辑、改写，以融入西方价值理念和政治诉求，凸显出文化等级制度，将西方国家视为文明进步的标杆，而贬抑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传统。

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对峙下，UNESCO的世界文学经典生产成为国家利益角逐的场域。西方国家利用《世界文学宝库》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优越性，而社会主义阵营则对此表示不满。双方围绕入选作品及其价值立场展开交锋，体现了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美国作为UNESCO的主要出资国，左右了该组织的文化政策导向，将“美国经验”推广至全球。

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缺席是其明显不足。尽管这些国家积极参与选目工作，但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的弱势，其文化诉求难以得到充分体现。发展中国家在推荐经典和申请翻译资助方面面临困难，导致其民族文学难以获得与西方经典同等的国际影响力。UNESCO在处理全球南北问题上存在局限，其世界主义理想与行动实践存在背离。

尽管存在问题，《世界文学宝库》对促进战后国际文学交流、人类文化重建、重塑世界文学概念具有重要意义。该项目推动了不同国家、民族间优秀文学作品的交流互鉴，架起了沟通不同文明的桥梁，为非西方文学提供了进入国际视野的机会，推动了第三世界国家本土翻译事业的发展。然而，该项目的翻译出版规模仍难以满足各国读者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其影响力总体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