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罗斯的作品深入探讨了衰老主题，尤其是男性衰老。《凡人》通过一个普通男性的葬礼和死亡，展现了男性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的衰老困境和老年关怀的重要性。小说描绘了医疗关怀、女性关怀和群体性关怀对男性衰老经验的影响，同时探讨了老年关怀与临终伦理的关系。罗斯通过《凡人》引导读者思考在世俗化社会中关怀的意义和潜能。

衰老的“凡身”与医疗关怀

探讨了罗斯小说《凡人》中对男性衰老和医疗关怀的叙述。贝利将小说视作一部“疾病史”，通过叙述者详细描述主人公衰老过程中遭遇的疾病。罗斯强调疾病的重要性，因为现代人的生命经验与中世纪不同，现代人更熟悉医疗问题。《凡人》与中世纪道德剧同名，剧中主人公面临死亡威胁，而现代凡人得益于医疗技术活到古稀之年。医疗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寿命延长，人与身体共处时间变长。《凡人》中的故事关注肉身的生与死，而非宗教救赎。医疗关怀成为现代人的希望之源，承诺通过管控生活方式改善健康。凡人年轻时的急症得益于医疗关怀得以幸存，但老年时对医疗关怀的需求变得急迫，身体变得脆弱。动脉粥样硬化等慢性病变为医疗干预提供机会，凡人频繁接受手术，身体成为存放人造器官的“仓库”。这反映了老年人对医疗关怀的过度依赖，宁愿身体异化也要维持运转。现代社会出现“新的慢性模式”，关注不朽的现在而非终末性。医疗关怀为患者开启时间夹缝，铺设逃离之路，但人类无法更改肉身有死的宿命。老年患者肉身与情感分离，医疗关怀关注肉身脆弱而忽略情感需求。福柯指出临床医学诞生后，医生关注身体部位而非患者感受。凡人的手术经历展现了医疗关怀的局限性，将内心对军事暴力的恐惧融入医疗体验。战争和恐怖袭击中死亡变得轻易，引发的恐惧与焦虑在现代医疗关怀中难以被察觉。罗斯描绘现代人衰老为医疗关怀频繁介入肉体生命的过程，老年人对医疗关怀的依赖背后隐藏着恐惧与焦虑。衰老不仅发生在身体层面，还发生在情感层面。从情感支持角度考察老年关怀，可发现触及现代美国男性衰老其他维度的老年关怀形式。

衰老的“凡夫”与女性关怀

通过分析罗斯的《凡人》中的主角凡人，探讨了男性衰老与女性关怀之间的关系。凡人在手术前感到孤独无助，凸显了他对他人关怀的情感依赖。女性在凡人的关怀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母亲，她的关怀让凡人回到了婴孩时期，体现了人类最原始的依赖性。然而，凡人成年后与其他女性的关系与母亲的关系截然不同，他展现出对女性的优越感，这与他在母亲面前的被动和脆弱形成对比。关怀伦理学家特朗托指出，关怀是性别化的，在父权社会中，女性成为默认的关怀者，而男性则成为受关怀者。罗斯关注男性气质如何在与女性关怀的拉扯中存续，揭示了传统男性气质对衰老的排斥。凡人的第二任妻子解释了男性衰老与女性衰老的不同，指出男性追逐激情，而女性则更实际。凡人认为性征服能赋予他自我个体感，但老年的脆弱使他易于接受女性的关怀，削弱了他的独立和自我控制力。美国社会学家基梅尔指出，美国男性在男性气质文化的浸染下，高扬独立与自主，恐惧被他人支配。凡人采取逃离策略，当妻子不再是性欲望的对象时，他转而在婚外寻找激情。罗斯笔下的男性只知向女性索取关怀而不知付出，这不仅是对关怀的交换性互惠原则的悬置，也是对性别权力失衡的强化。凡人的第二任妻子发现自己总是需要根据不完整的信息作出反应，这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和侮辱。凡人对关怀伦理的蔑视激起女性关怀者的反抗，她们有的攻击凡人，有的退出他的生活。最终，凡人独自承受疾病带来的痛苦，哀叹失去了女性关怀。男性气质与女性关怀之间的不和谐导致女性关怀从男人的生命中退场。随着衰老的来临，男性气质逐渐瓦解是必然的。老年男性往往难以舍弃对男性气质的崇拜，他们会掩饰自身的脆弱，警惕表现出依赖的倾向。这是对关怀伦理的漠视，反映到具体行为上，则是轻视女性关怀。岁月的侵蚀和女性关怀的匮乏使雄性力量变得踌躇、拘谨、谦卑、饱受蹂躏、一败涂地。罗斯从伦理关怀的视角书写男性衰老，揭示了衰老作为情感历程的内里，承载着伦理层面的变化，既发生在个体与个体之间，也存在于个体与群体之间。

衰老的“每个人”与群体性关怀

探讨了男性个体在衰老过程中对女性关怀的需求，以及社会性别规范对男性接受关怀的影响。随着医疗关怀介入，男性对女性关怀的需求并未减少，反而加剧了性别身份认同的危机。在“9·11”事件的背景下，凡人退休后选择进入社会，试图通过群体性老年关怀与他人建立联系，摆脱情感困境。退休村作为群体性关怀的一部分，提供了额外护理的住房模式，老人们通过参与社区活动增强联系，融入老年生活。然而，衰老和疾病成为他们交流的主要话题，当病重时，这些联系难以提供实质性帮助。克拉玛的故事表明，与故友和家人的联系蕴含更强大的力量。凡人意识到退休村无法满足对亲密关系的需求，决定回家与女儿同住，承担家庭开销，女儿提供关怀。他逐渐认识到关怀是互惠互利的行为，但前妻中风使计划落空。面对变故，凡人坦然接受，意识到自己的计划不公平。他探望卧病的前妻，身份互换，从索取关怀的男人变成给予关怀的人。关怀伦理的意识影响他与前同事的相处，他与他们共同回忆过去，感受到老年是一场大屠杀。凡人通过自己的脆弱，看到他人的脆弱，产生责任感和归属感。衰老表现在身体和伦理关系的动荡中，关怀伦理的力量让每个人都能在社会关系中适得其所。罗斯强调死亡的在场，探索以关怀实现善终的可能性。

有死的“凡人”与朝向生命联结的老年关怀

深入探讨了《凡人》中死亡的多重内涵，包括其作为自然暴力、存在坍塌的象征，以及在伦理层面上对个人责任和伦理关系的终结。通过凡人的梦境，揭示了他对死亡的恐惧，以及这种恐惧如何影响他与亲人的关系。章节还讨论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对死亡的态度变化，以及宗教仪式如何影响人们对死亡的看法。凡人的父亲通过宗教仪式来面对死亡，而现代社会中超越性信仰的减弱导致个人存在的孤独感增强。凡人试图通过与父母遗骨的交流来填补伦理真空，但这种单向的交流并未真正建立伦理关系。肖斯塔克指出，这种交流只是凡人自我欲望的投射。尽管如此，这种交流预演了一种新形式的关怀伦理，认可逝者与生者的持续共振。凡人与掘墓人的谈话进一步具体化了这种可能性，掘墓人对逝者的关怀实践突破了传统的生死界限，构建了一个逝者与生者相遇和共处的伦理空间。掘墓人与逝者间的伦理关系延续依赖于“联结性互惠”，这种关怀关系不依赖于传统的交换性互惠，而是在关怀关系中相互交织、嵌套，保障了关怀体系的稳定运行。这种关怀结构为临终的凡人提供了存在锚点，使他看到自己的死亡将被纳入永恒的世俗伦理秩序。最终，凡人在手术台上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尽管结局是一场医疗事故，但作者认为这并非纯粹的悲剧，因为凡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回忆起自己充满活力的过去，死亡让他“挣脱了存在”。罗斯通过关怀的力量重新思考死亡，为我们理解生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