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书是中国古代文献辑录工具书，起源于曹魏，历代均有编辑。越南在10世纪建国后，广泛采用中国典籍。18世纪前未见越南编撰的类书。黎贵惇是越南中兴黎朝学者，利用中国类书知识编撰越南第一部类书《圣谟贤范录》，实现了中国知识到越南知识的转换。《圣谟贤范录》引用众多中国典籍，展现了18世纪初中国典籍流向越南的情况。黎贵惇开创了越南类书编撰的先河。

1 《大越通史》对中国类书的应用

探讨了黎贵惇在其早期著作《大越通史》中对中国类书的应用。书中收录了11位中国史家的史论，反映了黎贵惇对史学的深刻理解。这些史论主要来源于《历代名臣奏议》和《御定渊鉴类函》两部书，后者在1726年由雍正帝赐给安南。黎贵惇在书中多次引用“文中子曰”，表明他可能阅读过宋代阮逸的《文中子中说》序。尽管在时代顺序上存在一些颠倒，但黎贵惇仍按照《御定渊鉴类函》卷193的顺序录入，显示了他对该书的阅读和参考。《大越通史》的“序”和“凡例”中，黎贵惇展示了他对古代史学的掌握和运用，以及对中国纪传、编年二体史学源流的认识。

2 《圣谟贤范录》与黎贵惇的类书编撰

探讨了黎贵惇的类书编撰工作及其与《圣谟贤范录》的关系。黎贵惇在《大越通史》中展现了对史学的深刻理解，但该书未完成且未流传。中国类书对黎贵惇影响深远，激发了他编撰越南类书的灵感。《大越通史·艺文志》中未收录越南类书，可能因为此前越南无类书编撰或已失传。黎贵惇出使清朝时，展示了《圣谟贤范录》并获得中朝学者的高度评价，显示了该书的成功。《圣谟贤范录》分篇体例严谨，具备类书特征，但缺少凡例和自序，表明仍处于尝试阶段。汉喃研究院藏有该书两种抄本，A.846抄本较为完整，包含中朝学者序文，但无黎贵惇自序。《圣谟贤范录》采录十二种典籍，侧重不同篇章，部分内容与篇章名称紧密相关，可能为最初所有。黎贵惇回国后可能进行了增补，但未重新排列篇章结构。《圣谟贤范录》可能受《历代名臣奏议》影响，专注于臣子之事和修圣进贤，与《历代名臣奏议》多论君臣治政形成对比。

3 《圣谟贤范录》的知识来源

详细探讨了黎贵惇在编撰《圣谟贤范录》时所引用的中国典籍。朱佩莲在序言中提到中国典籍对朝鲜和越南的影响，指出黎贵惇在四库全书开馆前已广泛采录中国书籍。黎贵惇引用了包括“易”“书”“诗”等十二种经典，以及“诸子”“史传”“先儒格言”等广泛知识来源。他所引“诸子”不仅包括先秦诸子，还涵盖了魏晋至唐代的作品，甚至包括道教经典。通过数字化资源和文渊阁《四库全书》数据库，研究者发现黎贵惇大量引用了《历代名臣奏议》和《御定渊鉴类函》等类书，以及《古今事文类聚》《说郛》等。他还引用了《性理大全书》《省心杂言》《明儒学案》等儒家典籍，以及《唐文粹》等总集。此外，黎贵惇还引用了包括王幾《丽泽录》、宋濂《潜溪邃言》在内的多种文集，以及《昼帘绪论》等箴言和《石林家训》等家训。他还引用了《太上感应篇》《云笈七签》等道教书籍和《郁离子》等寓言。这些引用显示了18世纪中国书籍在越南的广泛流传和影响。

4 结论

探讨了中越书籍交流的历史背景，指出尽管时代变迁和战乱导致越南现存中国典籍有限，但黎贵惇的《圣谟贤范录》作为中越儒学发展和书籍交流的成果，展现了18世纪中国书籍流入越南的盛况。《圣谟贤范录》基于流传至越南的中国书籍知识编撰，分为十二篇，体例效法《历代名臣奏议》，在1765年出使清朝时已完成并获赞许。书中征引书籍庞杂，包括儒家典籍、诸子典籍、儒者专论、宋代大儒著作等，显示私人文集流入越南。黎贵惇特别关注箴言，征引官训诫和家训教材。书中涵盖经史子集，包括道教经典，但无佛经，延续黎朝士人宗儒辟佛风格。黎贵惇引书种类繁多，包括《历代名臣奏议》和《御制渊鉴类函》，表明撰写《大越通史》时已利用。出仕后，黎贵惇进入国史馆，利用更多文献资源，包括中兴黎朝搜集的中国典籍。《圣谟贤范录》的编撰和内容，呈现了中越文化亲近、民心相通的历史画面，对研究中国典籍如何流入越南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