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学界对国家、政府及官方机构为主体的翻译史研究不断深入，对“国家译”和“译国家”的研究持续升温。同时，非国家主体发起的翻译实践也与国家发展紧密相关，如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等个案。这些研究推动了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的着眼点从国家译行为扩展至非国家主体的“为国译”行为。厘清“为国译”概念，有助于深化对翻译与国家关系的理解，为该领域研究奠定清晰的话语基础，促进国家翻译实践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2　“为国译”概念内涵

深入探讨了“为国译”概念的内涵，强调其在国家翻译实践理论建构中的重要性。文章指出，“为国译”是与“国家译”和“译国家”并列的下位概念，分别指涉国家翻译实践的不同模式。其中，“为国译”特指以国家利益为翻译目的的行为，其核心在于翻译行为的动机与译本功能。文章进一步阐释了“为国译”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涉及个体意识的萌发、译者角色的承担以及译本功能的实现。在中国历史上，“为国译”观念源远流长，从唐代到晚清，不同历史时期均有体现。译者类型被细化为国家机构型、客观利国型和主观为国型译者，其中主观为国型译者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通过翻译工作服务国家利益。文章强调，“为国译”的判定关键在于翻译目的和产品功能的国家性，而不仅仅是译者的主观意愿。

3　“为国译”类型

探讨了“为国译”的三种主要类型：策略性干预型、战略性赋能型和形象维护型。策略性干预型“为国译”在国家危机或外交紧张时期，通过翻译活动直接影响事件进程，争取即时性策略优势，如赫德兄弟在《中英会议藏印条款》谈判中的行为。战略性赋能型“为国译”着眼于长远，通过引进外部知识、技术、思想或获取关键情报，提升国家发展能力，如中国科学社的科学翻译实践。形象维护型“为国译”在常态化环境中，通过翻译促进跨文化信息流通、文化理解与价值传播，服务于国家形象塑造、文化软实力建设等，强调翻译在国家治理和对外关系建设中的长期作用。

4　译者角色演变与伦理抉择

探讨了译者在“为国译”实践中角色的演变和伦理抉择。译者不仅是语言转换者，其角色受历史语境、翻译任务和个人条件影响，具有多样性和动态性。例如，中国科学社的译者不仅是科技文献翻译者，还是知识普及者和科学启蒙者。在小斯当东翻译《大清律例》的案例中，译者角色从文本分析者转变为法律情报收集者。赫氏兄弟的案例中，译者角色从清政府指派的译者演变为英国利益服务的外交博弈参与者。译者在承担和转换角色时面临复杂的伦理考量，爱国伦理往往被置于优先地位，可能凌驾于职业伦理之上。译者如何在多重伦理规范中进行选择，体现了个体能动性，也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国家力量的规约。深入理解“为国译”现象，需要综合考察译者在具体实践中如何协商多元角色，应对伦理困境。

5　结论

讨论了“为国译”概念的重要性和应用，强调其在国家翻译实践研究中的必要性。文章指出，当前研究缺乏统一有效的术语来指称和分析非国家主体的翻译活动及其与国家命运的联系。作者提出“为国译”概念，基于翻译行为的战略功能和意图，归纳出三种实践类型。这一概念的提出，基于中外翻译史实，为研究提供了包容性的概念工具和分析视角，有助于深入理解翻译在国家治理、权力运作、知识传播和文化互动中的复杂嵌入。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发掘历史个案和当代实践，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和完善“为国译”的理论内涵，并探索其在不同文化和历史时期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