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随笔形式缺乏历史传承，常被批评为缺乏深度，与诗歌相比，它未能从科学、道德和艺术的混沌中独立出来。随笔在德国常引起反感，因为它提醒人们精神自由，而启蒙运动后的精神自由未能真正发展，反而倾向于依附权威。随笔不追求科学突破或艺术创造，而是像孩子一样随心而动，关注被爱被恨的内容，其精髓在于幸福和游戏。它不追求言无遗漏，而是随念起而动，念尽而停，属于嬉戏。随笔的美学自主性使其容易被指责为艺术的附庸，但实际上，它以概念为媒介，以美学形式求证真理。

随笔与艺术不同，它不追求形式和内涵的简单区分，而是让形式纯粹无瑕地呈现事物。实证主义将一切对象僵硬地置于主体面前，认为内涵一旦得到初始的盖棺定论，就不会因为表达方式而发生动摇。这种科学化的精神将形式视为偶然之物，却落入了教条主义。随笔拒绝溯源性地谈论历史文化意象，迎合追名逐利的文化行当。小说体传记和改编型创作不是单纯的退化，而是某种形式的永恒诱惑。当前的随笔颇受圣伯夫的影响，茨威格的创作体现了这种迹象，将精神意象简化成产品。

随笔不去批判抽象的基本概念、缺乏理念的事实罗列、滥竽充数的陈腐之见，而是默默将其视为前提。它们在零碎的心理洞察中添加了一些修养市侩的流俗理念，例如人格和非理性之类的问题。这样的随笔已经和文艺小品不相上下。在摆脱了学院派的不自由之后，自由精神却丢失了自由，听从于社会预制的客群需求。真理不会将自己消耗在面对现有秩序的责任中，无涉责任，本身就是真理的一种面向。

科学和艺术的分离是不可逆的进程。只有天真的文学制造商才会罔顾这个事实，自视为天才的组装者，把好艺术糟蹋成废品。在势不可挡的去神话进程中，世界越来越对象化，科学和艺术也分道扬镳。再也没有魔杖能让人意识到直观和概念、图像和符号是浑然一体的存在。哲学有时会借用诗意，想以此来取消那种对象化的思考和历史，用一般行话来说就是主客体的正反题。这种哲学拼凑起一种混杂着巴门尼德和荣尼克尔的诗意语言，渴望用它倾吐存在之音，而事实上，它真正倾吐的是毫无营养的废话。

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语言在科学中如果还敢有所作为，就会越来越需要艺术技巧。科研人员却成了最能反向尊重美学品质的人群，只有他敢于对抗语言，不会让词语屈尊地去呈现数据，而是优先选择图表。自古典时代开始，艺术就会将科学发现用到自己的技艺中，因而艺术也被深深卷入了启蒙以来的主导趋势。在艺术中，原本的“量”后来变成了“质”。艺术的技艺变成了绝对技艺；建构也变成了绝对建构，在表达中清除了激发其思考的内容，或是与其相悖的内容。

虽然艺术和科学在历史中分道扬镳，却不应假定它们必然是对立的。对时代错乱的恐惧，不能为追求分化的文化正名。不管有多少正当理由，机构性的分化只能说明人放弃了对整体真理的追求。孜孜追求永恒价值的哲学、四平八稳、严丝合缝的科学、毫无理念的直观艺术，在一点上很相似，它们都在追求纯粹无瑕的理想，但这种理想却暴露了压迫秩序的痕迹。精神被迫提交一份责权说明，证明自己还在文化认可的边界里，不会冲犯主流文化。

认知理论区分了前科学意识和科学意识，自始至终却只能领会这种区别的一二。人们一直坚称认知只能在科学中实现，却从未真正实现把鲜活意识转化成科学认识，这恰恰说明这种转化是困难的，两者有质的差异。只需要简单地思考一下意识活动就会发现，闪耀着真切见地的念头，很少能被科学的网络捕获。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作品和伯格森一样，几乎没有科学实证的元素，却唯一做到了，道明那些关于人和社会关系的必要紧迫的知识，科学想要赶上这样的见地，还要很久之后，然而科学绝不会因此降低对客观性的要求，更不会觉得要对其含糊的可信度负责。

客观性的分寸，其实并不在于对所持观点的反复验证，而是掌握在个体经验手中，这种经验的一端是希望，另一端是幻灭。它回顾着自己的各种观察，对其进行确认和反驳，然后形成了一种整体印象。这种经验如此浑然一体，是因为它是个体性的，它不能被分割、归类到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