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深入探讨了“离散”这一概念的历史演变和现代理解，从其希腊语词源出发，解释了“离散”最初表示物质分散和分裂的过程，后被用于描述犹太人的流散生活。威廉·萨夫兰和沃克·康纳对离散群体的特征进行了系统化定义，强调了家园对离散群体的重要性。詹姆斯·克利福德和斯图尔特·霍尔则提出了更开放的理解，强调离散群体的跨国联系和身份的流动性。童明进一步指出“离散”不仅是一种现实的迁移状态，也可以是一种思维方式，个体可以在精神层面上超越民族和族裔界限。W.G.塞巴尔德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眩晕·感觉》，展现了强烈的离散特征，通过碎片化的叙述方式，展现了身份认同与故乡的失落感。塞巴尔德的创作受到其个人经历的影响，他将历史、文学与个人经历交织，构建出独特的旅行叙事，探讨“故乡”概念的多重意涵，揭示了“故乡”与“离散”的张力以及个体在其中如何构建自身身份。

二 离散的叙事策略

探讨了W.G.塞巴尔德在《眩晕·感觉》中运用的离散叙事策略。塞巴尔德通过自我虚构的手法，模糊了自传与虚构的界限，创造了一个既真实又虚构的叙述者形象，以此反映离散主体的认同危机。他利用纪实与虚构的交界，开辟了自由的写作空间，使叙述者成为独立的叙述声音，既展现个体性又具有社会批判性。《眩晕》中的叙述者与塞巴尔德本人之间存在隐含的自我映射关系，书名中的“Schwindel”既指“眩晕”也暗示“诡计”，引导读者在虚构与现实间思考个人与历史。塞巴尔德将护照丢失作为隐喻，暗示叙述者潜在的逃离倾向，同时强调写作质量与对自身起源的忠诚度有关。图像与文本的拼贴是塞巴尔德创作中的另一个显著特征，他认为照片具有多重功能，既提供真实性的证明，也因其模糊性削弱了真实性，具有反讽意味。塞巴尔德对照片进行修改，使其成为文本的一部分，与叙述相互交织。此外，减少段落使用也是塞巴尔德的写作策略，因为他的整体创作构思基于联想模式，叙述可以自然过渡，不需要分段强调转折。视觉图像与文本带来的不同动态，使塞巴尔德希望读者“看见”文本，超越时间流逝，进入持久的审美体验。在《眩晕》中，自我虚构的写作方式和图像与文本的拼贴共同作用于营造真实性与虚构性的张力，将旅行经验作为离散叙事嵌入离散话语，既呈现真实历史，又悬置历史书写的真实性，促使读者关注文本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和情感氛围。

三 旅行叙事构建离散经验

探讨了W.G.塞巴尔德在《眩晕》中如何通过旅行叙事构建离散经验。开篇通过风景画引入拿破仑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历史事件，聚焦于年轻士兵亨利·贝尔（司汤达）的视角，展现了历史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张力。塞巴尔德的叙述者既提供目击者报告，又通过评论介入事件，保持距离。这种叙事手法与司汤达对记忆不可靠性的反思相呼应。贝尔在马伦哥战役后重返战场，历史记忆与现实景观之间的巨大差异让他感到失望。战争的壮烈归于寂静，纪念柱的破败让历史的重量变得虚无。塞巴尔德巧妙地插入图像，冲击文字描述，模糊记忆、当下与历史的时空界限。读者获得文字与图像的双重感知，更直观地跟随叙述者的视角。

人对历史的理解受限于个人经验、时间和历史叙事的影响。记忆存在主观性，历史叙事也非忠于现实的稳定实体，而是随着时间流动不断被个人记忆和想象重新建构。"眩晕"作为书名，指向个体在历史和记忆的不确定性中迷失方向的哲学隐喻。贝尔对伊夫雷亚小镇的回忆揭示了记忆对历史影像的依赖，过去被记忆者的想象力所复制的图像改造。塞巴尔德否定了对历史真实性的诉求，历史真相被幻想取代，幻想成为虚构的现实。

贝尔与女性的关系体现了想象力的游戏。他与梅蒂尔德的关系仅限于视觉感知，而非肉体之爱的触觉感知。他通过"看"将自己与梅蒂尔德划分为主体与客体的距离性关系。被拒绝后，贝尔将情感投射到梅蒂尔德左手石膏模型这一恋物意味的替代物上。图像的核心功能在于通过想象使不在场的事物"在场"。图像既非纯粹的感知，也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过渡形态。图像的认知过程保留了对原物的最初感知结构。

塞巴尔德将复制品替代原品，成为虚假的情感投射对象，这是一种反记忆。经过想象力的处理，不断被重新建构的记忆覆盖了最初的真实经验。强烈情感既是记忆的增强剂，也摆脱了外部的矫正和个体内部的修改。贝尔重构了他精神世界的秩序，但想象世界与真实经验的鸿沟无法缝合。

贝尔将盐矿中枯树枝漫长的结晶过程视作爱情逐渐生长的隐喻。想象力会让爱人如同结晶一样不断生长，焕发新生。司汤达在《论爱情》中指出，他所称的"晶体化"是精神的运作。这种精神活动可以根据欲望改变现实，消解现实与想象在感知中的界限。贝尔与情人盖拉尔迪夫人谈论幸福，盖拉尔迪夫人表达了对爱情本质的怀疑。尽管她贬低爱情的虚幻性，但这恰恰证明了贝尔的"结晶化"隐喻。爱情依赖于恋爱者自己的想象力，是一种自我指涉的循环。

塞巴尔德将爱情理论与写作建立联系。不幸的爱情催生了作家的创作，其核心正是想象力与虚构。历史上的司汤达和卡夫卡都是如此。塞巴尔德坦诚司汤达和卡夫卡正是他的投射。叙述者报告司汤达和卡夫卡的经历和困境，也是从侧面映射自己的状态。

《海外》中的叙述者整日在城里漫游，填补写作与园艺工作的空白，但他的活动范围从未超出过那条不可见的、却十分任意的界线。他用从英国带来的塑料袋收集无用之物，愈发无法离开它们。读者可以从叙述者身上发现本雅明的拾荒者的特征。他们收集被新工业进程排斥既定价值的垃圾，将垃圾分门别类地收集，以描绘垃圾的日积月累。拾荒者收集的垃圾也是诗人在城市里漫游为寻觅诗韵的战利品。塞巴尔德将作者的写作与拾荒者收集无用之物置于同等地位。因为拾荒者和文学家都处在一种反抗社会的隐秘地位上，两者都致力于关注被社会边缘化和忽视的废弃物，通过再创造赋予新的意义，这实际上是对传统价值和现代消费社会的反叛。

尽管叙述者整日游荡，却仍住在酒店里。这样的对比讽刺了叙述者已然成为主流秩序中的局外人，却无法真正脱离秩序。叙述者时常在幻觉中辨认出他确信早已去世的人，比如童年故乡的邻居，甚至被判流放的诗人但丁。时空的混乱感因此增强，叙述者感到恶心与眩晕。他的感知变得愈发不稳定。水与船的意象反复出现。他在梦中见到自己穿过一大片水域，走下大型渡轮的舷梯。圣马丁养老院狭长的巨型建筑像一艘正在海面上航行的大船，乘客就是住在里面的病人，被送往死亡的方向。在圣卢

四 无法回归的故乡

探讨了W.G.塞巴尔德《眩晕·感觉》中叙述者“我”对故乡的复杂情感和记忆。通过分析《海外》与《归乡》两篇，揭示了叙述者在现实与回忆中对故乡的跨时空刻画。叙述者“我”在童年故乡外徘徊，最终站在故乡的地理门槛外，对故乡的记忆可靠性和真正归属地提出质疑。塞巴尔德详细描绘了叙述者步行进入W村庄的过程，地势光影特征映射了叙述者心境的压抑和沮丧。故乡的物质形态已改变，昔日客厅变成旅馆客房，私人空间被公共化，记忆与现实断裂，引发叙述者对历史变迁下个体与空间关系的思考。叙述者拜访童年邻居卢卡斯，其家族史的口述反映了记忆的构建性。学校乡土课程中村庄历史的灾难叙事，以及叙述者个人对理发的恐惧记忆，都体现了历史负担与恐惧在叙述者心中的根深蒂固。塞巴尔德通过猎人形象串联起全书，象征游离于生死之间、无法归属的存在，成为不可抵达故乡的核心提喻。叙述者经历疾病与重生，将早年经验视为认知的起点。最终，叙述者选择离开W，返回英国，意识到只有游荡与书写才能填补空虚。塞巴尔德强调想象力在写作中的意义，即使语言和叙述无法完全还原现实，也能通过虚构揭示现实的缺位，为离散者提供幻想的居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