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国际社会面临复杂变化，单边主义和民粹主义冲击全球化，新技术对传统经济模式造成冲击。全球性危机为全球治理变革提供契机，推动全球治理从局部性到全球性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中国提出的中国方案，有助于中国深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和参与全球治理。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在实际运作中暴露出诸多问题，有必要深入剖析现状与问题，总结经验教训，为其后续发展提供借鉴。

二 文献综述

第三方市场合作起源于2015年中法备忘录的签订，标志着中国深度介入。该合作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基于共同利益、比较优势、政治共识的协同发展，尊重东道国意愿和发展战略。中国主导的合作超越了简单国际经济合作范畴，提供性价比高的产品和服务，深化经济合作，完善全球产业分工。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规模和水平名列前茅，2018年签署备忘录，举办论坛，签署52项合作协议，总金额超180亿美元。合作推动合作模式从双边互惠向多边互惠转变，缓解恶性竞争，优化东亚产业分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建设自由贸易区，提升通关效率，降低贸易成本。但合作受日方对华警惕、“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协调、日本内部争议、美国因素影响，东道国政治环境和营商环境差，资本和政治稳定不足，增加商业风险，东道国对中日态度差异增加合作不确定性。需建立公平可行的区域合作模式，解决开发成本高、多方互信不足问题，推动合作稳定发展。

三 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具体案例

本章节深入探讨了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具体案例，涉及产品服务类、工程合作类、投资合作类和产融结合类四大类别。产品服务类案例中，日本通运株式会社与中国外运公司在物流运输领域的合作，通过中欧班列缩短了日本至欧洲的货物运输时间，同时铁路运输的安全性和环保优势也得到了体现。工程合作类项目以泰国东北经济走廊项目为例，展示了中日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合作与挑战，包括日本企业因成本和风险考量退出项目，以及东道国政治活动对合作的影响。投资合作类项目通过中国晶科企业和日本丸红企业在阿联酋共建的阿布扎比光电站案例，分析了合理的投融资和股权调整模式对项目成功的重要性，同时指出了资金回笼时间长和缺乏国家层面担保带来的问题。产融结合类项目则以中国进出口银行与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合作为例，探讨了金融机构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中的作用，以及双方合作中的价格优势和金融产品创新的必要性。这些案例分析不仅展示了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流程和问题，也反映了合作中的风险和挑战，为进一步的合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四 制度距离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

探讨了制度距离对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影响，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制度距离的减少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进入选择有显著影响，更差的制度环境会增加企业风险。中日与东南亚国家的制度距离差异影响商业活动和国际投资，东南亚地区法律制度不健全，营商环境差，腐败和管理冗杂问题频发，阻碍合作开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部分国家的制度问题存在特殊“偏好”，而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制度距离和国家形象存在优势，注重多边合作和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国家开展过程中缺乏与东道国内部的互动交流，导致东道国对中方企业的认知存在结构性问题。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在东南亚地区面临外来者劣势，中方企业需要支付更多额外成本，并面临歧视性对待。还介绍了东南亚地区中日制度距离的测量方法和指标，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文化制度及心理制度五个方面，采用科加和辛格的方法计算制度距离。研究结果显示，中日与东南亚国家的正式制度距离存在显著差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南亚国家与日本的正式制度距离较小，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与中国正式制度距离较小。中日两国与东南亚国家的非正式制度距离较小，反映出二者在该地区的非正式制度距离互补性较弱。中国企业需要加强跨文化管理能力，学习借鉴日本企业的成功经验，以更好地适应当地非正式制度环境，提升竞争力和影响力。

五 结论与建议

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中日基于历史发展和时代趋势的国际经济合作新模式，旨在塑造共同利益、促进多边合作深化，并依托合作平台减少风险。中日合作模式由政府推动、企业主导，构建多边合作平台，实现多方共赢。合作中存在法律制度、文化认同等非经济因素影响，需从政治合作、政府间合作组织建设、文化心理差异处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本土化问题解决等方面推动合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