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了“资源诅咒”现象，即资源丰富国家经济增长往往低于资源匮乏国家。马来西亚作为成功摆脱“资源诅咒”的国家之一，从全球主要锡矿产地转型为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国，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马来西亚政府积极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构建“发展型国家”模式，成功应对资源行业衰落和油气产业的挑战，成为资源出口国中少有的成功转型案例。

一 对于马来西亚摆脱“资源诅咒”的既有解释

探讨了马来西亚如何摆脱“资源诅咒”的多种解释。学者们提出了五种主要观点：一是马来西亚并未真正摆脱“资源诅咒”，政府将资本投入低效的平权运动，导致中等收入陷阱；二是自由主义政策促进了外部投资和经济增长；三是产业政策平衡了族裔间的财富分配和宏观经济管理；四是多元因素，包括资源禀赋、投资率、公共投资、出口导向工业化政策等；五是产业政策和高素质官僚的影响。尽管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效投资问题，但马来西亚政府的经济政策被认为是摆脱“资源诅咒”的关键。文章进一步指出，族群间错位的政治经济关系是马来西亚摆脱“资源诅咒”的主要原因，族群政治贯穿马来西亚历史，影响了政治经济活动，政府通过经济政策削弱华人经济优势，提升土著群体经济地位，以减少族群间经济不平等和冲突。

二 族群政治、产业联盟与“资源诅咒”：一个分析框架

探讨了马来西亚如何通过族群政治和产业联盟的独特互动摆脱“资源诅咒”。文章首先定义了族群政治和产业联盟，并分析了它们如何影响国家经济发展。族群冲突常被工具化以争取政治权力或资源，而产业联盟的形成则基于要素国际流动的收入分配效应。在马来西亚，族群政治经济地位的错位对摆脱“资源诅咒”有积极影响：首先，族群间经济地位的平衡限制了政府获取资源财富的能力；其次，经济优势族群会自发抵制政府获取更多资源；最后，这种错位关系促使国家提升经济多元化水平，减少对资源产业的依赖。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帮助马来西亚避免了资源产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增长。

三 族群政治与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

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深受族群政治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英国殖民时期，锡矿产业的繁荣导致族群经济地位分野，华人在锡矿等行业形成强大经济影响力。英国殖民政策加剧了族群分裂，阻碍民族交流融合，塑造了马来西亚建国后的基本族群政治格局。马来亚独立后，族群分野与政治经济地位错位制度化，巫统试图建立以马来人为主的国家，主张限制非马来人公民权，加剧了马来人与华人矛盾。为摆脱殖民统治，巫统采取"先政治后经济"的独立议程，承认华人经济利益以换取支持，形成马来人政治主导但经济地位低、华人法律上政治地位低但经济地位高的分野。

马来西亚建国后面临"资源诅咒"威胁，但在族群政治影响下成功规避不利影响。锡矿产业仍由外资主导，辅以华人资本，马来人经济地位低下。政府绕开锡矿行业实现财富再分配，投资农村基建，发展木材工业等，寻求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为本土制造业提供优惠政策。《先锋工业条例》和《投资激励法案》体现这一时期经济政策，鼓励工业发展，建立联邦工业发展管理局推动工业化。但马来人在经济上的劣势未改变，陈修信为首的马华公会影响经济政策，保持对马来西亚经济政策较强影响力。

1970年马来西亚推出"新经济政策"(NEP)，目标是"不分种族消灭贫穷"和"改组社会以消除基于经济地位的种族认同"，但执行中变为政府大规模政策干预经济活动，向土著群体提供政策倾斜。NEP引发华人强烈不满，认为"华人正在失去马来西亚的经济权力"。NEP并未有效缓解民族间仇恨，促进国家团结，反而扩大了种族间分歧怨恨。基于种族的优惠政策造成严重腐败低效问题，如人民银行丑闻。

NEP时期，马来西亚经济特征是出口导向制造业和能源产业崛起。政府大力引进外资，利用出口导向制造业提升马来人经济地位，电子业成为重点。电子产业资本大量涌入，促成电子产业腾飞，取代资源行业成为外部直接投资主体，改变马来西亚经济结构。马来西亚成为东南亚第二大外资流入国。NEP开始实施时，马来西亚出口导向经济起步。近海地区发现丰富油气资源储量，政府建立国有石油公司——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颁布《石油开发法》。Petronas控制所有石油资源，收回跨国石油公司特许经营权，要求签署生产分成合同。尽管马来西亚推动石油国有化进程，但并不彻底。国内支持延续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呼声高，华人担心激进国有化会让石油资源成为"马来人的石油"，华人政党反对全面国有化。马来西亚政府担心激进国有化进程会激怒西方国家和跨国石油公司。马来西亚油气资源发现较晚，绝对储量相对少，直到1976年才成为原油净出口国，国民经济对油气资源依赖度较低，削弱了推动石油行业全面国有化提高收入的意志。

Petronas成为马来西亚实力最强企业，凭借高油价为马来西亚带来巨额财富，政府有能力使用这些财富扩张公共投资，实现NEP目标。公共投资主要用于提升土著群体经济地位，支持创业、发展教育等。油气资源未成为马来西亚主要出口商品，未形成过度依赖能源出口的贸易结构，能源产业联盟不足以对马来西亚政治产生决定性影响。到1990年，NEP被国家发展计划(NDP)取代，马来西亚GDP总量大幅上涨，年平均增长率达6.73%，基尼系数降低。尽管NEP不平等待遇出现不少低效问题和投资失败案例，但油气行业受到国家和大型跨国企业重点关注与控制，受到NEP种族政策不利影响较小，与大型跨国石油公司保持稳定合作关系，未出现严重寻租现象。Petronas在国际市场表现良好，成长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型跨国石油公司，通过合作将液化天然气(LNG)作为新的发展重点，从邻国油气田开始扩张版图。Petronas并未如很多资源出口国国有巨头一样深陷腐败与低效泥潭，也没有被政府非经济目标过度绑架，反而在有限国有化影响下，逐渐成长为新的世界油气行业巨头。

四 马来西亚产业发展中的族群政治因素

讨论了马来西亚如何通过族群政治因素影响其产业发展，从而成功摆脱“资源诅咒”。马来西亚政府在族群政治影响下难以控制资源行业财富，导致资源行业未成为经济发展重点，而是转向工商业，给予马来人优惠待遇，形成差异化竞争和互补。马来西亚政府对本土华人资本的不信任反而促进了良好的外资营商环境，提升了对美日制造业资本的吸引力，特别是在电子产业快速发展时期。马来西亚未能建立强大油气资源产业联盟，受到民族资本、地方利益和不完全石油国有化进程的影响。马来西亚资源产业联盟发展受阻，政府将制造业作为重点发展产业，形成制造业产业联盟。马来西亚相对发达的制造业降低了对资源行业的依赖，形成了经济路径依赖，避免了资源行业对国民经济的过度影响。马来西亚锡矿产业衰退和油气资源储量的现实也有利于规避“资源诅咒”。尽管存在经济低效与寻租问题，但在多元化经济结构和族群政治监督下，马来西亚的腐败寻租问题可控，出口导向制造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高于单一资源出口行业，使马来西亚避开了“资源诅咒”。

五 结语

马来西亚独特的族群政治环境和历史路径使其避免了资源诅咒。由于华人与土著群体政治经济地位分野，马来西亚建国初期无法依赖资源出口，维持了相对自由的经济发展模式，没有经历资源行业的国有化进程。政府重视提升土著教育水平和发展制造业，积极融入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即使后来发现油气资源，资源行业也未能挑战制造业集群，使马来西亚走上不同于其他后发国家的路径。马来西亚的经验表明，资源丰富的国家若能坚定不移地发展工商业而非依赖资源出口，制定并执行恰当的产业政策，完全有可能摆脱资源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