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讨论了国际关系中结盟与联盟的区别，指出结盟是更广泛的概念，涉及国家间相互期望的支持或反对，而联盟特指军事合作。分析了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在美国中东和欧洲防御战略中的重要性，以及21世纪以来土美关系恶化和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调整。土耳其从依赖西方盟友转向与俄罗斯、高加索、中亚国家和中东国家建立关系，并参与多边平台。这种外交转向是基于与美国的结构性矛盾，而非简单的政策摇摆。文章探讨了土耳其周边外交行为与动向，以及是否意味着土耳其在摆脱与美国的关系模式，转而追求与地区国家的安全联盟，以及这种战略自主的边界与局限性。

二 土美联盟分歧与土耳其外交转向

讨论了土耳其与美国联盟关系的分歧及其对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影响。自冷战初期以来，土美联盟关系因非对称性权力结构而存在结构性矛盾，导致土耳其在关键安全和战略利益问题上被美国“抛弃”。冷战结束后，两国因战略利益不同而多次出现矛盾，特别是在库尔德问题上，美国支持库尔德武装而土耳其视其为威胁。2016年土耳其未遂政变进一步揭露了土美之间的信任危机。S-400防空系统采购问题加剧了双方的战略分歧。拜登上台后，土美关系并未改善，美国对土耳其的政治和外交制裁有增无减。土耳其反美主义根植于美土关系长期的不对称性与利益冲突，正发党政府利用反美叙事在外交上反抗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正发党推动“自主性”的外交理念，实行东西方之间的外交平衡，寻求在中东、中亚及巴尔干的冲突中发挥独特的桥梁作用，积极参与地区性多边组织，试图突破传统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束缚，重塑其在中东、欧亚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角色。

三 联盟分歧背景下土耳其的“多面结盟”

美土联盟基于北约集体安全和双边战略安全，土耳其加入北约旨在践行亲西方外交战略和对抗苏联。冷战后，土美关系因外部威胁消退和内部利益分歧而凝聚力衰退。近年来，两国在双边和多边事务上的共识减少，分歧增多，联盟关系岌岌可危。土耳其的大国政治野心与美国地区战略的不平衡导致双方陷入“友敌”关系，为土耳其调整外交战略、转变外交定位提供空间。

土耳其从保守审慎的追随西方外交转变为具有战略自主特征的“多面结盟”外交。在文化和身份认同层面，土耳其面向中亚与高加索地区的“突厥语国家”形成以“突厥语国家组织”为机制的结盟体。在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层面，土耳其面向中东具有温和伊斯兰特征的“亲穆兄会”网络，形成与被推翻的穆尔西政府、卡塔尔以及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为主要的结盟体。在议题利益与功能合作层面，土耳其与俄罗斯、伊朗给予解决叙利亚问题形成功能性的结盟体。

土耳其积极发展与地区国家的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支持相关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并帮助地区国家进行经济恢复和现代化建设。土耳其利用文化一致性与中亚、巴尔干和高加索等国家建立密切的外交关系。土耳其试图利用相似的宗教、语言和文化背景，将自身打造成为前奥斯曼帝国领土的“核心国家”。

“突厥语国家”合作始于土耳其与相关国家在文化和经济领域建立的相对松散的合作机制。1992年，土耳其与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在安卡拉举行了第一届“突厥语国家”首脑峰会。1993年，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在首脑峰会的基础上达成了建设“突厥文化圈”的共识，“突厥文化国际组织”（TÜRKSOY）宣布成立。随后又在2009年10月成立了“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旨在促进各“突厥语国家”之间的各领域合作。2021年11月，第八届“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宣布更名为“突厥国家组织”。

“突厥语国家组织”的成立使得以土耳其为核心的“突厥语国家”之间呈现一种机制化的结盟合作形态，“突厥语国家组织”的影响不断扩大，成为土耳其确立“核心国”身份的重要支柱。

“亲穆兄会”网络是土耳其与相关国家基于共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而形成的“军事—经济—政治”三位一体的国家间结盟。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上，正发党与“穆斯林兄弟会”同属温和伊斯兰派别。土耳其的温和伊斯兰模式曾被布什政府认为是一个伊斯兰国家成功地建立了稳定的、世俗的“民主制度”的“典范”。土耳其被视为“伊斯兰世界”的政治领袖。土耳其正发党抓住契机，成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最坚定的支持者，试图通过“穆斯林兄弟会”把埃及打造成推广新版“土耳其模式”的样板，并与中东地区的其他伊斯兰力量围绕意识形态、发展模式与地区主导权展开争夺。

土耳其与俄罗斯、伊朗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目标并不相同，土耳其的核心目标是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分支武装，并以叙利亚危机为跳板提升其在中东的影响力。对俄罗斯而言，其需要援助长期盟友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以帮助俄罗斯在中东站稳脚跟。伊朗在叙利亚主要是国家安全的担忧和地缘政治战略需要，既要防止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以及以以色列和沙特为主的地区国家对伊朗政权的颠覆，又要通过构建“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的陆桥通道，通过“圣城旅”（Quds Force）投射区域影响力。尽管土耳其与俄罗斯、伊朗在叙利亚局势中都有各自的利益关切，三国在索契会议、日内瓦议程、阿斯塔纳和平进程等多边机制中，均组成统一力量反对美国以单边行动对地区和平事务的搅局。

四 土耳其“多面结盟”的内在张力

探讨了土耳其“多面结盟”外交策略的内在张力。这种策略是在土美联盟关系受挫后，土耳其为摆脱外交孤立、提升地区影响力而采取的替代选项。然而，这种结盟并非基于安全承诺和条约规定的军事互助关系，因此存在现实困境。首先，土耳其推动的“突厥语国家组织”面临经济互补性不足、合作机制缺失的问题，且成员国内部对土耳其的大国地位保持警惕，导致组织效能受限。其次，土耳其试图以“突厥语国家组织”中的“突厥文化”为纽带塑造区域领导权，但中亚成员国对此持实用主义态度，对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持警惕态度。此外，俄罗斯和中国对“突厥语国家组织”的活动保持警惕，俄罗斯通过施加政治压力阻断文化整合进程，中国则关注其对“一带一路”倡议和涉疆事务的影响。其次，土耳其与“穆斯林兄弟会”的合作因内部权力斗争、地缘战略转向和地区盟友的战略撤退而变得脆弱。最后，土耳其的“多面结盟”本质上是对与美国战略合作的有限疏离，难以彻底摆脱对美战略依赖与联盟制度的约束。土耳其的军事安全体系深度嵌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体防御框架内，其国防现代化高度依赖美国技术转移与武器系统兼容性。因此，尽管土耳其推行“战略自主”，但与美国的军事联盟框架的基本合作关系仍需维持。

结论

自冷战初期以来，土耳其与美国的战略联盟一直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然而，两国关系因权力结构和利益冲突而存在结构性矛盾。2016年政变后，土美关系因叙利亚库尔德问题、居伦组织和S-400防空系统等问题而紧张，导致双方关系进入“友敌”状态。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外交战略转向地区，积极拓展在中亚、高加索和中东的影响力，加强与俄罗斯、伊朗等国的关系，形成“多面结盟”。这包括基于文化和身份认同的“突厥语国家”结盟体、基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亲穆兄会”网络，以及土耳其、俄罗斯、伊朗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结盟体。土耳其的“多面结盟”是其地缘战略转型的核心手段，既体现了其地缘优势，也暴露了多线扩张的结构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