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伯恩斯的《送奶工》通过描绘18岁女主人公在北爱尔兰天主教社区的压抑环境中，展现了个体对独立空间的渴望和反抗。小说背景设定在20世纪70年代北爱尔兰派系冲突严重的时期，社区被极权、封闭的社会环境所笼罩。掌权者通过监视构建金字塔式权力结构，形成“全景敞视式”规训网络，实现对被监视者的完全控制。这种纵向监视导致群众隔膜冷漠，人人自危，隐瞒真情实感，成为集体谣言的传播者，形成横向的谣言舆论网络。谣言舆论网络以隐蔽方式渗透社区，加固传统规训网络，形成横纵交织的全方位包围。伯恩斯强调，《送奶工》反映的议题不仅限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北爱尔兰，而是存在于任何极权、封闭的社会。本文分析了小说中纵向层级规训网络和横向扁平规训网络的诞生与构成，以及女主人公在两大网络交织的社区规训网络中，从语言沉默到思想沉默，最终走向主体沉默的自我规训机制形成过程。

1　社区监视与“全景敞视式”网络的诞生

探讨了米歇尔·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理论在安娜·伯恩斯的小说《送奶工》中的应用。福柯的理论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监视社会，人们被规训权力控制，如同生活在一个大型监狱中。在《送奶工》中，天主教街区被描绘为一个“全景敞视式”社会，社区成员受到政府权力机构的监视，政府通过追踪、拍照记录等手段为每个人建立详细档案，对规训对象施以训练、教养、惩罚、排斥等处理。社区监视者即使不在场，也能通过这种纵向层级网络有效控制和规训社区成员的行为。主人公“我”对政府的监视很敏感，厌恶自己被视为疾病、反政府派、传染病患者的感觉，这种不寻常的反应导致“我”被置于社区边缘的“囚室”，受到政府、家庭以及送奶工的全面监视。家庭关系作为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和权力模式，直接对个人发生作用，构成对个人最彻底的监视。在《送奶工》中，母女关系是家庭关系的代表，母亲内化了社会期望，用社区惯习的眼光要求“我”服从社会规范，履行结婚的义务，对“我”形成了最直接和最彻底的权力监视。面对母亲的直接控制，“我”选择以沉默进行反抗。送奶工作为年长的男性，在传言中是最高反政府派的情报收集人员，他以一种居高临下的目光监视和检查着“我”，掌握了“我”生活中的一切，并通过权力话语以隐性、甚至带有“善意”的方式干预、规训和控制“我”的生活习惯和精神追求。送奶工的监视是长久的、缓慢的凝视，体现了福柯理论中所蕴含的权力支配关系，赋予了送奶工对“我”长期且深入的支配与统治的权力。尽管最终送奶工死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所受骚扰的终结，送奶工已然成为一种混乱的社会之下对女性长期的政治和性别压迫的隐喻。

2　社群谣言与“全民围观式”网络的形成

探讨了《送奶工》中社区规训和自我规训的表现形式，特别是通过社群谣言和“全民围观式”网络的形成。在这种网络中，社区成员感受到持续的监视和规训，导致互不信任和无法建立真诚的人际关系。谣言成为社区成员共享信息和思想的异化方式，隐藏个人思考与个性，扩大规训话语的传播。克罗斯的谣言流通公式表明，随着受众批判能力的降低，谣言的影响力会扩大。谣言满足绕开冲突性紧张的条件，成为暴力发生的先决条件。在小说中，谣言使“我”成为社区目光的新焦点，构建了一个“多对一式”的“共景监狱”。这种“全民围观式”规训网络是一种横向压力型结构，使被围观者置于彻底的暴露之中。社区成员用目光和谣言对“我”进行围捕和围剿，切断“我”的亲密关系，使“我”的亲情、友情和爱情随着谣言的传播而破裂。“我”在谣言的网络中三次坦白都无疾而终，亲密关系接连土崩瓦解。“我”对社会的信任感不断减少，失去探索外界和建立关系的勇气，最终在横纵交织的社区规训网络中既失去了个体独立空间，又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尽管历史上有女性成功摆脱社区规训网络的案例，但“我”由于缺乏决绝和勇气、不愿抛弃家庭等原因，选择留在社区内，以自己的方式面对纷繁复杂的规训网络。

3　社区规训网络中的女性自我规训机制

探讨了《送奶工》中女主角“我”在社区规训网络中所经历的自我规训机制。女主角在社区的压迫和孤立恐惧中，通过沉默来保持独立，但这种沉默最终导致了思想和主体的沉默，形成了自我规训。她通过拒绝社区规范和亲密关系来维护个性和独立空间，但这种逃避和愤怒反映了对女性生存处境的恐惧。女主角认为沉默可以保护自我，避免被社区话语系统曲解，但这种沉默也使她成为权力压制下的“女儿”身份，同时是一种主动的抗争。然而，沉默的复杂性在于它既包含反抗意识，也包含逃避意识，导致女主角消极逃避社区规训，选择性服从社会话语，内化传统，加剧了自我规训。女主角的情感和表情上的沉默抵抗最终导致她丧失情绪和心理表达能力，生活变得麻木。在送奶工的凝视下，她内化了社区规范，自我规训加深，放弃了情感世界和理想人格寄托，最终臣服于社区规训网络。沉默式反抗虽然隔绝外界，但也伤害了自己，使女主角完成自我规训。而女主角的母亲通过追求个人幸福，提供了一种逃离社区规训的可能性，缓和了母女关系，给家庭带来新的希望。

4　结语

《送奶工》中的社区规训网络对“我”形成全面包围，目的在于将“我”纳入可控制领域。“我”试图以沉默反抗，却从语言沉默发展成思想沉默，未能摆脱被规训与自我规训的命运。“我”的命运反映了社区年轻女性生存的困局，暴露了社区规训权力对背离规训的女性“他者”的收编、控制和攻击。面对社区规训网络，“我”的沉默式反抗和二姐的逃避式离开都不能真正摆脱牵制。在特殊社会历史背景下，女性唯有敢于直面生活和情感，树立精神信仰，勇敢表达思想和追求所爱，从精神上摆脱社区规训，才有可能实现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成为他人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