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了撒切尔废除《苏格兰法案》后苏格兰的经济衰退和失业问题，以及詹姆斯·凯尔曼的小说《公交车售票员海恩斯》如何反映这一历史背景。凯尔曼通过主人公拉布·海恩斯的生活经历，展现了普通苏格兰人在工业衰退中的困境。小说中的个体、家庭和民族历史紧密相连，体现了当代苏格兰文学的自我觉醒特征。凯尔曼试图通过揭示工人的生存困境，探讨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本文将分析《海恩斯》中的历史事件、政治语境与虚构文本的互文性，以及凯尔曼对苏英政体特殊联系的探讨。

1　1979年废除《苏格兰法案》事件之历史现场

1978年英国政府颁布《苏格兰法案》，旨在解决苏格兰住房和权力下放问题，但1979年撒切尔上台后废除该法案，导致苏格兰传统工业和制造业陷入困境，工人失业和住房问题加剧。这一事件不仅对苏格兰经济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也成为苏格兰人民难以愈合的历史创伤。詹姆斯·凯尔曼的小说《公交车售票员海恩斯》以作者亲身经历为背景，通过主人公海恩斯的遭遇，反映了“废除法案”事件后苏格兰工人的困境和家庭破裂。小说描绘了海恩斯夫妇在格拉斯哥贫民区的艰难生活，以及海恩斯失业后家庭关系的变化。凯尔曼通过海恩斯的故事，揭示了政治决策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展现了苏格兰工人在权力下放过渡时期的生存状态。

2　虚构文本中的格拉斯哥警察：“废除法案”事件后的历史余波

探讨了詹姆斯·凯尔曼的小说《公交车售票员海恩斯》中格拉斯哥警察的角色和象征意义。警察不仅是故事的叙述者，而且在塑造主人公海恩斯命运和揭示苏格兰隐匿历史中扮演关键角色。通过海恩斯与警察的互动，小说展现了格拉斯哥警察从执法者到社会利益窃取者的转变，反映了1979年后苏格兰社会秩序的不稳定。海恩斯的经历象征着“废除法案”事件对苏格兰社会的影响，揭示了英国反地方经济调控政策导致的格拉斯哥经济衰退和交通问题。小说通过海恩斯的视角，展现了苏格兰工人在失业和饥饿中的困境，以及对英国政府忽视底层民生的不满。凯尔曼的创作旨在反思英国主流历史，通过个人记忆和对话探索被边缘化的苏格兰集体历史，还原苏格兰人的生存状态。尽管小说对“废除法案”事件的直接评价不多，但通过海恩斯一家的处境，间接展现了事件及其对苏格兰社会的影响。

3　回归奈茨伍德：寻找自我和治愈创伤之旅

探讨了主人公海恩斯在失业和社会变迁背景下的心理状态和家庭关系。海恩斯因长期失业导致家庭压力，与妻子桑德拉的关系破裂，他的生活被焦虑、愤怒和厌恶等情绪困扰。面对未来恐惧和家庭责任的纠结，海恩斯选择回到奈茨伍德寻找新生活。在奈茨伍德，他感受到社区的互助和人性的光辉，从老友和长辈那里获得支持，从唐纳德的儿子安格斯那里理解真正的男子气概。海恩斯逐渐对生活充满斗志，开始直面内心，修复精神创伤，走出失业阴影。他勇敢面对过去和现在，成为具有行动主体性的自我。在重新从事售货员工作时，海恩斯理智处理工作上的问题，与上级和平沟通。最终，海恩斯领到工资，感受到安全感和归属感，以富有责任感的形象结束治愈创伤之旅。凯尔曼强调，他更关心苏格兰工人群体如何在社会逆境下实现自我救赎，而非宏观意义上的苏格兰。小说中的历史不仅是海恩斯代表的工人阶级群体，还有历史潮流中的顺势者与逆流者，他们与海恩斯一样重新迎接新的人生，积极勇敢地做出历史抉择。

4　家人的去留：苏格兰裔的价值认同与身份选择

探讨了《公交车售票员海恩斯》中海恩斯失业事件对家庭成员的影响，以及他们对苏格兰身份的不同选择。海恩斯坚守苏格兰传统价值观，而妻子桑德拉试图逃离苏格兰身份，姐姐劳拉则展现了当代苏格兰人的矛盾性和多样性。小说通过海恩斯一家的不同选择，反映了苏格兰人对苏格兰文化和历史的不同价值取向。英国对苏格兰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影响了苏格兰人的身份认同，失业浪潮破坏了苏格兰人身份的完整性，导致苏格兰历史出现断层。海恩斯、桑德拉和劳拉分别代表了坚守历史记忆、逃离生存环境和尊重过去拥抱新生活的身份选择。

5　结语

詹姆斯·凯尔曼通过《公交车售票员海恩斯》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下苏格兰20世纪80-90年代的危机时代，展现了工人阶级在阶层仇恨、种族歧视、工会取缔等恶劣处境中的生存困境。凯尔曼质疑英国历史编纂的可靠性，认为公正的叙述者并非客观阐述事实的对象，而是有待意义填充的话语对象。他主张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重构并具象化苏格兰人历史，体现了作家本人抱守己身、绝不妥协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