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0年以来,澳大利亚原住民作家在文学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其中梅丽莎·卢卡申科的《多嘴多舌》聚焦原住民家庭五代人的情感纠葛,展现了土-白种族矛盾和原住民日常生活。该小说荣获迈尔斯·富兰克林奖,被认为将故事与文化生存的政治现实相融合,呈现希望和救赎。评论家们认为《多嘴多舌》是一部政治小说,通过黑色幽默将殖民历史、社会政治议题和原住民权利斗争联系起来。学界对小说的政治性评价一致肯定,但缺乏对关键词“多嘴多舌”的微观政治话语分析。本文将从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探讨“多嘴多舌”在小说中的三层文化符号能指及其政治内涵。
讨论了梅丽莎·卢卡申科的小说《多嘴多舌》中的政治内涵,特别是其对澳大利亚原住民历史和现实压迫的反映。小说挑战了家长/男性话语霸权、异性恋话语霸权和白人种族话语霸权,通过凯瑞这一角色对原住民社群内部不合理的等级制提出质疑,展现了原住民女性对男性霸权话语的反抗。同时,小说通过凯瑞和她的弟弟黑超人的形象,质疑了异性恋话语霸权,展现了原住民个体的性别差异。此外,小说揭露了白人种族话语霸权对原住民身心的创伤,反映了澳大利亚原住民社群在殖民统治下的生存现状和种族压迫的延续。通过这些叙述,卢卡申科揭示了澳大利亚社会繁荣表象下不平等的种族现实。
探讨了梅丽莎·卢卡申科作品《多嘴多舌》中多元原住民声音的表达。罗伯特·福斯特和彼得·穆尔豪斯勒的研究揭示了原住民话语在殖民时期被主流文化过滤或发明的现象,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原住民主体意识觉醒,开始书写自己的声音。卢卡申科通过《多嘴多舌》放大了这些声音,尤其是主人公凯瑞对白人的抗议之声。凯瑞在偷窃时内心的两种“声音”书面化,既肯定了原住民律法的伦理价值,也展现了对白人统治者的愤怒。卢卡申科挪用白人政治话语,影射早期白人殖民者对原住民土地的侵占。唐娜的批判从种族拓展至性别领域,发出原住民女性对男性的愤怒之声,她的经历彰显出原住民女性被多重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唐尼则发出对传统文化的“靡靡之音”,折射出原住民新生代信仰缺失的现实,其无根状态是白人同化政策的结果。卢卡申科通过这些角色展现了原住民文化的蓬勃生命力。
讨论了1988年澳大利亚白人定居200周年纪念活动引发的种族和解问题,指出白人作家在小说中表达了反思殖民历史和期盼种族和解的意愿,但往往回避敏感政治议题。同时,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削减原住民拨款,限制土地权利,拒绝道歉,声称澳大利亚是公平社会。原住民作家抗议白人言行不一,揭露和解倡议的虚伪。卢卡申科在《多嘴多舌》中表明原住民立场,探讨家庭和解的重要性和路径。她认为"多嘴多舌"即众人争吵是走向和解的必经之路。小说通过索尔特家族的故事,探讨家庭和解的必要性和方式。争吵在亲密关系中具有积极意义,是倾听和疗愈的过程。索尔特家族的争吵最终促成家庭成员道歉,迈出和解重要一步。与白人作家不同,卢卡申科并未流露种族和解意愿,而是通过索尔特一家的"多嘴多舌"揭示白人殖民主义给原住民带来的历史创伤,表达原住民多元政治诉求。小说结尾索尔特家族登上爱娃岛破坏白人屏障,展现原住民争取土地主权的实际行动,揭示土白种族和解之路的艰难。卢卡申科认为白人应摒弃傲慢偏见,尊重原住民存在和价值观,倾听他们的声音,否则无法实现真正和解。
强调“多嘴多舌”作为一种政治运动,超越了个人独白,成为群体对话。卢卡申科在《多嘴多舌》中通过书面声音实践了卡西尔的哲学,探讨了对话的可能性,传达了原住民的“新/心”声。这些声音揭示了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多重关切和个体思考。作为获得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的原住民作品,其成功反映了原住民创作的繁荣和新趋向。原住民作家在体裁上突破了自传模式,采用小说形式丰富政治表达的美学意蕴。技巧上,融合传统现实主义与后现代手法,提升了创作水平。主题上,不再局限于土白种族对立,而是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普遍生存困境,表达原住民的态度和见解,为解决种族矛盾和全球危机贡献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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