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纳博科夫在《说吧，记忆》中回忆剑桥大学时期，通过“茶壶事件”展现了文化错位和流亡移民身份的不适。这一事件象征了纳博科夫一生的“移动性”命运，包括文体、修辞与批评形式上的不断生成与创新。纳博科夫的现实移动性表现为永远处于“暂居”和“之间”状态，游走在不同文化之间，迫使作家及其读者在情感与心智上做出调整。移动性是理解纳博科夫叙事文体和对视觉艺术、空间结构理解的关键视角。纳博科夫的流亡生涯分为三个阶段：1919-1940年在欧洲，1940-1960年在美国，1961-1977年在瑞士。这三个阶段大致对应其文学创作模式中的正题-反题-合题这一螺旋式上升结构。纳博科夫将螺旋循环意象嵌入其哲学形而上学思考，通过它来理解对时间的感知，并将其视为一种渐进外扩的感觉。螺旋意象否定线性进步观，强调自由的离心运动，在纳博科夫的创作中表现为逃离和抵抗极权的复杂艺术装置。螺旋意象也是移动性社会中身份建构的一个重要侧影，凝练概括了纳博科夫一生流亡经历中空间位移、时间感知及艺术再现的动态过程。

二

1917年俄国革命后，纳博科夫流亡至克里米亚，后离开俄国，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最终定居德国柏林。在柏林，他的作品常回忆圣彼得堡生活，并与柏林经历对比，强调移动性。圣彼得堡的四轮马车和马拉电车与柏林的有轨电车成为双重时空象征，反映流亡者身份和现代性悖论。纳博科夫的《柏林向导》通过有轨电车的移动模式，隐喻流亡者的文化断裂和身份重塑。他的流散文学中，移动性与“移动”概念区分，前者具有社会文化意义，后者是抽象移动。纳博科夫作品中的“危险分子”角色，如《斩首之邀》的辛辛纳特斯、《普宁》的普宁教授、《洛丽塔》的亨伯特，都反映了他的现代主义流散文学中的微观政治学。纳博科夫的陌生人属性与移动性关联多向度，体现在创作艺术中。他的写作体验揭示移动性带来的双重后果：语言文化血脉的断裂与创作自由的获得。纳博科夫凭借文学声誉，通过朗诵之旅获得精神支持和经济资助，最终抵达美国纽约。

三

深入探讨了纳博科夫流亡生涯的第二阶段，特别是他1940年逃至美国后的生活和创作。纳博科夫在流亡中经历了巨大的个人悲剧，包括母亲去世和弟弟死于集中营，这些事件加深了他的流亡感和对移动状态的适应。在美国，他不断更换住处，担心失去教职，同时积极寻求朋友帮助，开始向《纽约客》等杂志投稿。纳博科夫经历了语言迁徙，从俄语转向英语写作，这一转变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第一部英语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在美国出版，而他的标志性作品《洛丽塔》和《微暗的火》则融入了“陌生人”的心境和处境，展现了他独特的文学风格。

《洛丽塔》不仅是一部语言的杰作，也是一部探讨时空和灵肉冲突的移动性之书。纳博科夫在妻子的陪伴下，驾车穿越北美，捕蝶之旅与创作《洛丽塔》的时间线重合，体现了移动性与固定性的交织。小说中，主人公亨伯特的旅程和对“小仙女”的痴迷，以及他在汽车旅馆之间的流动，形成了重复性的叙事结构，这被一些评论家视为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然而，从移动性视角来看，这种结构也反映了固定性的价值，与移动性同等重要。

纳博科夫的流亡生活和作品中的“暂居”、“之间”或“居间”状态，以及文本中的螺旋意象和重复停顿现象，与固定性的理论预设存在对应关系。他的审美判断和对现实的看法都受到了流亡经历的影响。纳博科夫认为现实是主观的，他对一般现实和真正的现实进行了区分，认为个体的创造行为是现实的核心。他的作品中的重复性书写结构，反映了他对现实主义的独特理解和艺术实践。

尽管纳博科夫拒绝弗洛伊德的理论，但他的作品《洛丽塔》中亨伯特的逃亡之旅和欲望之旅，却无意识地重复了弗洛伊德的双重欲望神话。这种移动性视角揭示了现代性体制的系统化故障，超越了精神分析的阐释维度。纳博科夫的文学天才依赖于扭曲的自我表征，他的流亡经历中的匮乏、丧失和无根感，使得书写本身成为他的欲望对象。《洛丽塔》中的强迫重复结构和亨伯特的逃亡之旅，都指向了纳博科夫自身的经历和情感。

四

探讨了纳博科夫在1959年离开康奈尔大学后，通过飞机这一现代交通工具开始了他自愿的流亡生涯，这一阶段标志着他生活方式的跃升。纳博科夫凭借《洛丽塔》的成功获得了财务自由，使他能够自由行动并维持他所喜欢的生活习惯。他的流亡生涯进入了“合题”阶段，同时他的“科学奥德赛”也达到了高潮，特别是在蝴蝶研究领域。纳博科夫的蝴蝶研究不仅体现了他对形态、色彩和结构递增完善的动态过程的兴趣，而且与他作品中的螺旋意象相呼应。他的蝴蝶研究和文学创作都体现了对复杂性的追求，这种复杂性超越了审美趣味，深深吸引了纳博科夫。纳博科夫反对将蝴蝶象征化解读，强调意义的具体性、多义性和流动性。他的流亡写作体现了跨地域、跨文化的生命体验，通过细节和记忆碎片再现历史。纳博科夫在瑞士的岁月中，他回顾、修改、重写旧作，并继续他的蝴蝶研究。他将博物学研究方法引入写作，拓展对陌生事物的感受经验。纳博科夫的叙事风格在这一阶段有所变化，语言节奏、情节发展和人物行动似乎与他的户外跋涉同步。还指出，纳博科夫研究中移动性理论的应用具有独特价值，能够揭示作品中的空间转换、越界叙事及其流亡经验的美学机制，为理解20世纪流散文学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